改革开放40年，政府一方面要增强市场活力、刺激企业发展；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稳定，避免市场失灵。权力收放之间，政府该如何“插手”市场，保持平衡？
针对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财国君近日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袁钢明。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袁钢明
捆住手脚！企业买扳手也要层层上报
计划经济是完全失败的
改革开放前，咱们实行的主要是高度集权、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起到了高度集权的作用，把所有的大权小权、大事小事都统揽在手上，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层层下达。不仅是设计者、发令者，而且是组织者、实施者。
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各个个体的主动性，特别是内在的动力，是自己进行决策，而不是听命上面。所以新中国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以为要发挥过去军事胜利的优势，用这种做法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思维首先就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整个计划经济建立在高层高度集权、高度决策上，它来决策但又对下面的情况了解得不透、不真实，企业为了迎合政府，为了完成上面的要求，高报任务、成绩，造成了虚假造假。上下都错误，结果一败涂地。
企业连建厕所的权力都没有
当时国有企业所有的东西都受到国家控制，任何一个投资都没有自主权。连买一个扳手、买一个工具箱都要上级审批，而上级审批一直要上到很高层次上去。一个工厂、一个工段组，要向厂长、车间主任申报，而车间主任又上报到工厂，工厂要上报到厅局级，厅局级各个汇总起来要上报到省市。
特别难的是企业要进行基建，比如说建设厂房的投资计划，企业没有权力，都要上报，以至于企业连厕所都没有权力修建。因为建一个厕所可能要涉及土建工程，土建工程的规模要比买一个工具规模大得多了。所以企业怎么发展？
缺少市场竞争，企业不求上进
还有销售，销售那时候根本不是面向市场销售，是生产出的东西国家统一收购起来，你要交给上级部门，然后上级部门又把它分配给需要的部门。就连老百姓的一些日用品也是由这个商店所在范围的区，估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肥皂、多少洗衣粉、多少衣服、多少电池、多少线来向上级，或者负责的物资总公司来提出规模、数量、品种。
所以生产和需求严重地脱离，根本货不对路。所以那个时候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它简单化、归大类，只算大类，那时候老百姓的日用品，或者我们的吃穿用住行都很简单单调。人们都是一种单调的衣服，统一的衣服、统一的用品，没有任何花样。他不想要花样，多种花样的话造成计划的错误和困难，更不要说价格了，价格是绝对的不变。
你要想改进质量、改进品种的时候，成本就要提高，价格还不准提高，那谁愿意改？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人们只会往下选择，尽可能惰性，尽可能不求上进，还能够完成上级的指令。所以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指标很稳定、很美丽，但是实际上整个生活非常单调，生产非常低沉，没有活力，而且非常的僵硬。
放权？扩权？政府与企业的“争夺战”
放权让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
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放权让利。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要把自己对国有企业的各种各样的权力，经营权、分配权、生产权能多放就多放，由政府控制的权力放给企业。还包括让利，你既然要给它权力，不能光是让它完成任务，不给它一点回报和收益。要把政府全部收走的利润收入给企业留一点，叫做利润留成。
这时候改革进入了承包制。承包制就是国家、政府跟企业签订这一年的生产任务完成和收益实现的合同契约，计划规定的比如5%的留成；如果你超额完成了，就可以得到更多超额完成相应的利润分成，给它一定的激励。
这种承包制在80年代上半期，形成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高增长，从原来过去长期的低迷、低沉变成了高速增长，首次实现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承包制政府放权，导致政企分配不均
但是承包制也产生了问题，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出现了不合理的现象。因为鼓励在增长的部分，增长的越多就给企业让利几率越高，就形成了对增长的刺激很高，变成了企业增长的部分会无限扩大，结果企业拿了增长的最主要部分，国家财力感到非常的困难。
虽然从收入看政府得到的比原来多一点，但是在宏观上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企业的收入很高，企业对职工发的奖金也就多，而企业发的奖金多、工资多的话就会出现收入和消费的过快增长，结果就造成在宏观上所出现的收入膨胀，消费超前，甚至是通货膨胀。
这种宏观的失衡出现的时候，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调控能力，比如说政府能不能拿出财力来支持短缺的产业，给予支持；或者是对社会上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当农产品或者消费品价格都上涨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不了，对他们提供必要补贴的时候，如果政府也没有这个财力，在宏观上或者社会上可能就会发生动荡。
所以收入分配中，政府也应该要占有必要的比例。
利改税政府扩权，企业活力下降
承包制有好处，但是也不行，也需要改革。到了80年代后半期就朝着利改税的方向发展，由承包制的上缴利润，或者是利润留成、扩权让利的刺激，变成稳定的、制度性的税收，向国家统一交税。
改成税收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分配就变成了国家能够稳定地控制住国家所能获得的必要的部分利润和收益，但是这又造成了企业的刺激力下降。
所以在利改税以后，进入90年代，很多的国有企业又变成了严重亏损，大面积的亏损。
哪些领域可以放心交给市场？
市场放开，公共基础设施遭冷落
市场放开以后，让企业自己根据市场的盈利高低、市场的机会、发展的空间，来选择生产产品和投资的方向。这样企业为了自己的收益增大，当然要选择价高利大、见效快的产业。
这时候就产生了公共基础设施和加工业的严重失调。在80年代到90年代就出现了严重的基础设施短缺。比如说公路、桥梁堵塞过不去，公路设施很差，坑洼不平，颠簸，因为投资周期很长。铁路也不够，到处都是拥挤，更不要说飞机了，当然还包括能源、交通、电力都严重不足。
市场的失灵只有通过政府的一些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缓解，后来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最后达到了缓解和慢慢平衡的程度。
原来国家公路建设完全是政府的建设，完全是政府投资，投资都是亏损的，最后我们采取了收费公路，公路收费成了收益最稳定、收益很高的一个行业和建筑项目。所以很多人、很多资金就愿意涌入公路建设，以至于公路发展得非常快。
大多数领域可以交给市场自由竞争
中国日常小商品的生产，甚至达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中国没有一个产业能像小商品生产这样领先世界，就连美国这样最发达国家的超市，他们的日用商品商店全都是中国的小商品。为什么？中国小商品生产全面放开，全面的市场活跃，所有人都能进入，而且这个行业完全是市场调控，没有垄断。
小商品生产价格低，没有高额利润，都是利润很薄，薄利多销，灵活经营。大企业它的规模大，公摊成本又很高，就适应不了小商品充分竞争的这种市场环境。所以这个行业里头没有大企业，没有大企业就形成不了垄断。小企业充分竞争，大家快进快出，灵活进出，以微薄的利润进行最高效率的竞争。这种高度市场化、高度自由化、竞争化，在中国的小商品生产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再往前推，我认为也有成功的，就是现在最新发展的互联网。互联网是完全新兴的，政府对它采取了非常宽容、开明的态度。这和以前别的地方不一样，政府之所以这样开明，是因为互联网不像后来一些产业需要很大的投资，大量的物质投资，还有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互联网是一种技术的扩散性使用，这种应用可以刺激和拉动互联网研发技术的开发和使用。
严重浪费，产业反而迎来新机遇？
产能过剩不代表市场失灵
很多人以为市场不好，就是因为市场它这个信号一发出来以后，大家都是自由进入，就会在一段时间里，有的时候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供给过多、投资过多，产能过多过剩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合理的时候没发现，等到过剩的时候，才发现，又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闲置。
但是这个严重的过剩是不是就是错的？是市场失灵的部分？很难说，这是有争论的，还要根据更长时期的历史来检验。比如我们曾经出现过很严重的家电行业的过剩、重复竞争，这时候批评者很多，从损失看起来它是错的，但是后来从长时间来看又是合理的，现在咱们国家发展最快的，恰好是曾经竞争或者是重复建设最厉害的这些行业。现在国际上中国是家电生产第一大国，超过了日本。
而恰好是受到控制比较多的、政府害怕你产能过剩的一些产业，它都是衰弱的、落后的产业。比如说汽车，汽车也出现过汽车热的高潮，但是政府对汽车的控制特别严，对建设整车厂或者进入汽车厂有严格的目录限制，谁可以制造汽车，谁不可以去制造汽车。而且设立重点厂，或者是应该控制的厂，对汽车实行了严格的有保有压，结果汽车一直就处在没有充分发展的程度。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对于衡量或者辨别什么是市场失灵，还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还要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到现在为止，到底这个产业政策有效还是无效，要还是不要，或者产业政策利有多大，弊有多大？我们要不要继续执行？还争论不清。
竞争才是发展的唯一出路
如果从更长远的、更广阔的角度看，应该说竞争才是唯一的发展出路。哪怕受到一些竞争的波折和损失，但是这是竞争发展必要的代价。从广阔的角度上，只有有浪费、有代价、有重复、有过剩，局部的过剩，不是大面积的、非常深重的经济危机，有一定的这样的代价和付出，才有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它有了竞争、有了生死。如果你搞的都是供需刚好平衡、刚好对等，那在这个行业里头的企业没有谁有竞争压力，没有死亡的威胁，它不会去发展。
危机将至！政府何时“出手”？
经济全面高涨时政府要“警惕”
政府什么时候干预市场，我认为关键是看这种过剩是不是很多行业同时过剩，不是一个行业，不是家电或者钢铁或者汽车，是全部的经济整体上进入了全面高涨，需求一旺投资就过剩，投资过剩，最后突然就卖不出去了，结果造成了一种投资上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干预。
政府通过货币总量调控市场
政府在判断具体的某个行业产能过剩不过剩，没有多少力量、预见性和准确性，要通过宏观上的总量，特别是货币总量控制。
因为如果货币收得很紧，你再价高利大，价格也得掉下去，某个行业就受到了控制。如果整个货币很宽松，你想控制钢铁、控制汽车，永远控制不下去。因为货币很宽松，大家都有钱都去买，就会形成投资过剩。所以在总量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对某一个行业进行控制。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保障民生
还有一点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政府的财政政策不是去支持投资，政府的财政主要体现在公共福利、公共需求上。比如说国家可能有的时候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整个经济下滑，它的关键是居民可能存在医疗、就业、上学等等各种后顾之忧，所以他有了收入也都存下来不去消费。这时候政府如果加强了社会保障，居民有了稳定的后盾支持，他就会拿出收入去进行消费，这样就能形成消费对经济整个的拉动支持。
当然政府财政还能起到一些作用是减少贫富差距。比如说财政局对贫困地区要给予支持，对于贫困人群要给予支持；而对于高收入的人要对他进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比如说累进所得税等等。现在所有的房产税、遗产税都应该征收，中国这方面落后了，会形成未来的公共支出或者是公共福利，或者是收入，特别是财产分配不合理，甚至是悬殊的巨大的隐患，灾难性的隐患。
我们现在最大的隐患实际上是房地产，因为它使用了信贷，信贷是未来很多年才还的，把你整个的收入或者是财富分配到很多年里面，集中在一年突然爆发的话那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中国现在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包括在金融领域和房地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只有中国成功。苏联最后失败了，还有很多国家的转型过程都失败了，震荡太大，或者经济的下跌太猛，发生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成功就在于渐进性的改革，或者邓小平说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你不可能做出一个非常长远的、非常富有远见的、考虑周全的规划。中国最早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没有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还想建立一个双轨的，或者市场和计划并存的、相结合的机制。直到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5年了，才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就算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也还在摸索。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摸索过程中。
这样就避免了走错路，一下子踩到深坑里头去，或者是受到巨大的震荡波动，巨大的失败。最重要的是避免了苏联的那种休克式的疗法。休克式的做法就是他想彻底把计划经济制度或者是价格管制，或者是国有制的企业，一下子全面消除，全部换成市场经济，在一夜之间变动。
让人们都喜欢改革
第二个，我们的改革是增益性的改革，每一个改革措施都是给企业和群众能够带来利益的，一改革就能使得企业，或者是地方的财政收入得到增加，就业得到增加等等。从改革能够带来效益的地方做起，就可以使得人们都喜欢改革，都支持改革，而且呼唤改革。所以先改先试的地方都能获得很好的效益，形成示范效应。朝前改，中国改革不是往后退，谁都认为改革带来好处，带来收益，带来发展，这个是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不能一味施加压力
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改到后面深水区，会带来一些改革的困难，和前期改革一改就能带来收益不一样。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收入分配上要加强一些约束，要保证国家的收入，刺激力就会减弱，这时候改革积极性就下降，甚至活力下降，效益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采取一些灵活措施，比如说对企业没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政府要采取提供公共产品等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
比如说在90年代中后期发生国有企业严重超额贷款，负债还不清，造成严重亏损的情况，是当时为了推进加强约束、加强企业压力的改革造成的困难。这个时候就采取了债转股，减轻国有企业过重的负债负担，也解决了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的问题。
所以说在需要、必要而且合理的情况下加强约束的同时，还要提供一定的缓解困难的资助甚至是补贴的做法也是合理的，刚柔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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