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让法律“长牙”

对话嘉宾

杨建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察官)

刘昌景(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

华 宁(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生态保护项目主任，主持人)

武汉府河湿地保护区水资源丰富，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每年都会吸引数万只来自中国东北或西伯利亚的候鸟在此停歇越冬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为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每年春季，鸟类大规模迁徙都会在我国上演。而这正是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的高发季节，每到这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都会部署春季候鸟保护工作。

包括保护鸟类在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推动社会达成生态保护的共识，也成为普法的契机。近期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使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得到进一步完善。

疫情加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华宁：春季是鸟类繁衍、大规模迁徙的主要季节，也是危害野生鸟类事件的高发期，所以每年这个时候，相关部门都会专门部署打击此类违法行为的工作，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爱鸟护鸟。目前，危害珍贵、濒危鸟类违法案件有哪些特点?

刘昌景：从生物表现角度来说，鸟类的迁徙非常有规律，是定时定点的集群行为。从预防犯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这种规律性，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比如，我国天鹅属主要有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和疣鼻天鹅。这三种天鹅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属于刑法重点保护的对象，但天鹅死亡的案件历年来时有发生。2006年山西平陆发生113只天鹅中毒的恶性案件;2008年在鄱阳湖形成过天鹅贩卖的黑色产业链;2016年内蒙古发生290只天鹅死亡的特别重大案件……

我国约有野生天鹅5.5万只。我们搜集了2000年到2016年的案件发现，因人为干扰死亡的野生天鹅数量超过740只。死亡数超过了野生天鹅种群的1%，这个占比并不小。常见的作案方式，总体来说有三类。一是投毒，主要使用一种叫克百威的农药，它的成分是呋喃丹或呋喃酚，鉴定手段是在鸟类的体液、各个器官里都能检测到这种成分。二是网捕。三是猎枪。毒杀的成本低、致死率高、隐蔽性强、实施难度小。根据我们调研的数据，毒杀是不法分子选得最多的一种作案方式。

杨建军：我觉得疫情大大加速了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进程。去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发布。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既是一个政策性文件，也是一个法律文件，它指导了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比如这次刑法修正案，再比如正在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保法”)，实际上都受这个决定的影响。

疫情的影响还表现在执法环节。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8.4万件，与2019年相比有大幅度提高，说明我国对环境的重视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尤其在疫情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6起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用以指导各地司法机关办理类似案件。

疫情是一个普法的契机，促进全民对环境保护达成共识，即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各方面的功能。

织密法网、源头治理

华宁：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我们注意到，刑法中新增了一些涉及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

杨建军：这一次刑法修正涉及的条文很多，涉及动物的也很多。除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环境污染罪间接相关外，还有三个罪名与动物保护有密切关系。一是刑法第341条中增加了第三款，罪名是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二是新增刑法第342条之一破坏自然保护地罪，主要针对在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开垦、开发活动或者修建建筑物，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行为。三是新增刑法第344条之一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

刘昌景：按照现行有效的2000年37号司法解释，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杨建军：此次刑法修正严密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法网。这主要体现在第341条第三款，为什么这么说?原来第341条第二款的非法狩猎罪，有时间、地域、手段的限制，要求“在禁猎期、禁猎区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才能按照非法狩猎罪定罪。这其实是有漏洞的。如果行为人不在这个时间、区域、没有使用禁猎工具，就很难处罚。所以这次刑法修正增加了341条第三款。对陆生野生动物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如果能证明主观上以食用为目的，情节严重的就可以定罪。

另外，体现了源头治理的理念。对物种的保护，如果仅保护物种本身，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效果不会太大。刑法修正案增加破坏自然保护地罪，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都是从源头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

1 月22 日，吉木萨尔县国家公益林三叉路口管护站，巡查人员登上瞭望塔观察野生动物栖息地 丁磊/ 摄

物种保护司法实践仍存困惑

华宁：未来，我国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开展哪些工作?

杨建军：完善野保法等法律法规。野保法要进一步完善，尽快出台。自从去年开始修订以来，野保法确实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今年有望出台。

除了野保法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就是关于野保法的实施条例。实施条例是把野保法具体化的一个行政法规，这个法规对落实野保法非常重要。相信野保法颁布以后，这个法规很快也会出台。还有一个需要完善的，是地方关于野生动物保护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应加强调研，尽快跟上节奏。

关于名录，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经公布，“三有”动物名录尚在修订中。希望“三有”动物名录尽快出台，这将对刑法第341条第二款、第三款的适用非常有意义。

华宁：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哪些困惑?

杨建军：野生动物保护中，关于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动物的区分问题，实践中很困惑。到底什么是野生的，什么是人工繁育的?野生的通过几代繁育后可以视为人工繁育的?如果能够明确二者的分界线，司法实践的效果会更好。

还需要明确的是，规范和引导从域外进口野生动物的问题。这在实践中遇到很多，比如海关曾查获很多从国外进口的鹦鹉。诸如如何规范域外野生物种进口等问题，是下一步需要明确规定的。

还需要规范宠物市场。国人对宠物的需求在提升，以前家养宠物仅仅是狗、猫之类，现在还有鹦鹉等鸟类，以及一些另类宠物。如何对宠物饲养、繁殖、交易等进行规范，亟须法律法规来规制。(整理：半月谈记者李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