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与中日关系

作者：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

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中国。中日两国积极互动，进一步巩固了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的良好势头。这是一次发生在两国关系承前启后重要时期的成功的外交实践，为下一阶段两国的增信释疑、互利共赢打开了新的机遇之窗。

10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一、日本对华政策积极调整促成安倍访华

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2017年以来出现新的变化。对于日方的这一姿态，我方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同时提出了新的期望。

首先，从日本国内局势看，安倍访华是日本决策者对新任期国内的政治经济议程的综合判断使然。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安倍即将成为内阁史上最长执政周期的首相。今后两年，安倍政府将迎来诸多重要政治外交议程，特别是参议院选举、东京奥运会等。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其能否取得新的政绩的指标之一。安倍访华后，日本国内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首相正式访华一事，“给予好评”的比例达到71％，远超“不予好评”的20％。

另外，由中国首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日本经济界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日方对这一倡议曾有过质疑和观望，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日本企业已用实际行动积极布局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物流等领域的合作。中日间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日本经济界加强对华合作的愿望，也成为安倍调整对华政策的主因之一。

其次，从双边互动看，中日两国持续积极互动促使安倍对华政策调整。

经过共同努力，中日双方于2014年11月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妥善处理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领土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重新立规，并开启了改善进程。

2017年春季以来，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会见日本代表团为契机，双方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积极互动，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明显增强。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自2017年以来，日本国内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日渐增多，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出现不少积极变化，不断释放善意信号。

再次，从外部因素看，全球秩序的变化趋势成为安倍访华的重要外部助推因素。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全球秩序出现了很多不确定的情况。特朗普当选后，安倍在时任总统奥巴马尚未退职时，就飞赴特朗普大厦寻求与之面见。这一打破外交惯例的举动遭到舆论的批评，但安倍不为所动，反而说这一非常规做法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巩固两人的私交打下了基础。然而，之后美国的做法，比如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军基地的经费投入、日美贸易谈判中的强硬做法以及在没有与日本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就宣布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令日本战略界颇有微词。

日本战略界对日美关系短期与长期发展，消极论调日渐抬头。安倍在公开场合并未对特朗普表示任何不满，但其侧近人士普遍对特朗普治下的全球秩序以及日美关系充满忧虑甚至失望。

最后，从领导人政治心理看，安倍本人的个性与对华认知也是促成访华的因素。

作为日本对华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其对华观念也颇为值得关注。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以目标为指向，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这一政治心理特征，成为促使安倍最终确定访华决策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日经济关系大局的判断上，其积极面大于消极面。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成功，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安倍比较认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并不是威胁，而主要是机遇，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鉴于中日关系具有互补性，特别是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他要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强调应该重视并尊重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不应因为政治问题而伤及经济合作。

二、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值得加倍珍惜与精心培育

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以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领域均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协商与合作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但困难、干扰及挑战也是客观事实。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各种风雨洗礼，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的波折、动荡以及更为严峻的考验。

第一，历史纠葛与现实分歧的存在，使得中日关系具有突出的复杂性。

中日关系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不存在矛盾。这一问题需要两国辩证地、发展地看。仔细回顾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国之间同时存在历史、台湾、领土、海洋权益等固有的、敏感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远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高度的战略定力以及高效的执行力去因势利导，需要时间去化解。同时，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引发的双方战略心理变化，与固有矛盾相互激荡、相互助长，稍有不慎，就容易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改善。

2018年10月25日，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

第二，发展长期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是一个持续积累和扩大积极因素、管控和化解消极因素的渐进性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无所作为。

尽管当前关系改善势头良好，但也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双方应正视前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既要关注问题本身，更要重视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慎重妥善处理，谋求共同发展。中日能否全面合作，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能否取得互信，是决定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突出因素。

第三，能否客观看待对方，学习彼此在发展过程中的长处与经验，这一指标在关系改善的各个时期都属关键性因素。

中国是21世纪日本外交绕不开的主题。随着中日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拉大，能否正确、全面、理性看待中国，是21世纪日本面临的时代性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国内，还存在一部分势力不希望看到中日两国改善关系，在千方百计制造话题，设置各种障碍。日本应认识到，中国不谋求建立一个新的霸权秩序，中国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倡导对平等与合作理念的尊重。中国所力行的是构筑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合作关系。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日关系中的新老问题，应坚持四个政治文件不动摇，站在大局的高度，历史地、辩证地对待。

近代以来，由于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中日两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顺应世界大势，作出关键性、英明的政治决断，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

1972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继承复交和缔约精神，两国又分别于1998年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及2008年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四份纲领性政治文件，共同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成为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

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未来，中日应秉持良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根本性认识，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不断发展。

三、促进亚洲繁荣与稳定，是中日两国的共同责任

世界秩序潮流对中日两国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中日关系为何呈现既有形态？未来又将呈现何种形态？我们应该在世界秩序变迁的大背景下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促进了日本的国内繁荣和外部环境的改善。作为亚洲和世界举足轻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日两国身上肩负着共同的使命。

“合作共赢”，这既符合中日双方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中日分别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及亚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在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反对贸易霸凌主义等方面承载着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更高期待，也符合各自的目标设定。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仍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明年，两国还将迎来一系列重要议程，倘若双方能增信释疑，强化合作，良性互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的良好势头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