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抗艾医生就像“灯芯”

半月谈记者 曾维  

作为警察，面对罪犯时他们威严有力;作为医生，面对患者时他们无微不至。本是平凡人，但因肩上的责任，他们坚守在“高墙”内，行走在暴露与感染的“刀锋”边缘。

2020 年11 月21 日，云南建水监狱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讨论病情 孙敏/ 摄

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因毒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罪犯数量不少。为此，2008年建水监狱成为云南省监狱系统首批试点，设立集中管理、治疗感染艾滋病病毒罪犯的第八监区。

范云富是建水监狱医院的院长，因承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管理和治疗工作，他和同事们被称为“高墙医生”。

范云富： 和普通的医生一样，我们平时上班也会带着叩诊锤、听诊器、血压仪、手电筒等工具，如果没有穿过的一道道铁门，我们的工作看起来与一般的医生没什么不同。2008年监区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经验可循、职业暴露风险高，面对全新的任务，不少同事都觉得心里没底。

其实，在到第八监区工作以前，我就经历过职业暴露。2006年，我在为一名长期吸毒的罪犯缝合伤口时不小心刺破手掌，而那天刚巧是我女儿出生的日子。初为人父，我心里既喜悦又觉得很煎熬。那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很怕自己被感染了。我瞒着家人服下病毒阻断药物，并在单位进行自我隔离。经历了十多天来自身体和心理的痛苦煎熬，好在2周后检查结果呈阴性。事后，同样身在抗艾一线从事护士工作的妻子才得知这一情况，急得她直掉眼泪。

因为长期坚守在医院工作第一线，同事有事的时候，我一般体谅他们自己顶上。节假日、周末我也经常加班，所以同事们给我取了个外号“范天天”。罪犯经过我们的治疗，不仅身体状况好转，同时也会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如果打个比喻，我觉得我们抗艾医生就像是“灯芯”，用“人道、博爱、奉献”的医者仁心点燃一盏盏心灯，照亮服刑人员的新生之路，重燃他们对生活的炽热渴望。

2020 年11 月21 日，云南建水监狱医院医护人员正在查房 孙敏/ 摄

李文红： 我在监狱医院当医生已经35年了。多年来，我和同事们是战友更是彼此的眼睛，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常常同吃同住，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还要多。

每一个罪犯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因为对艾滋病不了解和恐惧，“刑期比命长”是这里不少罪犯的心理，自暴自弃、抗拒治疗的事时有发生。2018年，罪犯付某因艾滋病期合并肝硬化导致腹腔积液，情况不乐观。病情一再变重的付某开始拒绝打针、吃药，非常消极。为了使付某配合治疗，我与同事每天上班后都会与他谈心。经过反复劝导和耐心医治，付某的心态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觉得医生都很重视自己的病情，自己也该努力。

平日里，这些高墙内的抗艾医生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心理压力很大。而对于女医生来说，更是面临心理与生活的双重难题。

王锦红： 作为医院为数不多的女医生，我面对的工作压力会更多。考虑到我的安全，从2015年从事这个工作以来，除非是在危重病人紧急的情况下，我一般不单独面对罪犯。

2017年，罪犯潘某因艾滋病发病期引起全血细胞偏低，情况十分危急。得知消息，潘某的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急忙赶往医院，经过我几个小时的抢救，潘某最终还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有三位患者相继因并发症去世，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其中有一个病人，星期五下午住院，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星期日晚上就突然去世了。那时候，我心理负担很重，社会上的舆论压力很大，病犯的家属也不太理解。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那么没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心里面过不了这道坎，甚至一度动了调岗的念头，但看到院长和同事们连外伤缝合都会抢着上，我的心里就很感动，最终说服自己坚持了下来。

近年来，这支抗艾队伍仍在不断壮大。作为团队里的90后，松世林的加入为团队增添了新鲜血液。

松世林： 我是2017年加入这支队伍的。刚开始，因工作期间不能用手机我觉得特别不习惯。虽然之前实习的时候去感染科轮过岗，但是一开始面对这些特殊的病人时，心里难免有些紧张。

我跟着老师慢慢学习。门诊治疗、住院病人查房、消毒、预防保健……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已适应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高墙医生要做的不仅仅是治病，还要“治心”，要对罪犯进行系统的心理疏导。这些人既是罪犯也是病人，但是没有亲人在身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更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

2020年3月，我被派到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进修学习，“充电”使我对未来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医者仁心，我们尽力救治，在助人的过程中淬炼自己，在互相安慰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