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新就业形态，为中美贸易战下就业风险解难纾困

7月6日，在经过中美两国第一轮相互加征关税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已启动程序，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会对我国劳动者就业造成伤害，导致就业规模下降。我国可以通过继续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缓解中美贸易战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依托新就业形态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

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首先会造成我国就业规模下降。李长安（2018）根据贸易就业系数估计了中美全面终止贸易的就业影响，认为全面的中美贸易战将有可能影响中国2706万个就业岗位。祝宝良（2018）认为，从最坏情况看，如果中美贸易实现基本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低约2.5个百分点，影响非农就业约 1400 万人。目前的文献主要考虑的是直接受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中的行业，但上下游受到的波及行业没有计算在内，也未考虑由于进口成本上升，国内需求下降所导致的就业减少。因此，中美贸易战如果继续升级，对就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剧。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影响。升级后的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打击面非常广，几乎包括衣食住行、轻工业、机械制造、生活日用品等方方面面。张明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战升级将对中国的电气设备、机械、钢铁、有色金属加工、塑料橡胶、化工等资本密集行业影响最大，中国的家电、纺织服装、家具、鞋类、皮革制品、非金属矿制品等劳动密集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段炳德（2018）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 1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制造业就业将因此额外损失14万个岗位，不包括受出口产业链影响的其他行业就业。如果贸易战全面升级，所造成的就业机会损失可能是千万量级的。

贸易战对国内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就业冲击存在差异。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例如东莞、深圳、珠海、苏州等城市的出口依存度都超过70%。对美出口大约占这些城市总出口额的20%左右（部分商品绕道香港进入美国）。这些城市的就业规模将受到冲击。中美贸易战当前的影响区域主要是发达地区。但长期来看，如果贸易战持续，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入减缓，也将导致其他区域就业压力增加。

总体上看，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将对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损失。同时可以预见，中美贸易争端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中美之间的冲突作为大国间博弈，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一过程中，更需要认真对待、谨慎处理国内的就业问题，激发岗位创造，把外部冲击对劳动者的影响降到最低。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国内家庭债务累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叠加收入分配持续恶化，2018年一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50%，负债收入比高达77.1%，使得国内消费能力大大下降，2018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创15年最低，消费能力下降对实体经济的拖累日益显现。如果出现大规模失业，将导致消费增速进一步下滑，致使企业经营活力进一步下降。外贸、消费、投资三驾马车同时拉响警报，当前我国承担不起大规模失业的严重后果。

新就业形态能够为贸易战 下就业风险提供解决途径

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开始转型，新就业形态大量出现，电商平台就业模式、平台型就业共享经济就业模式、个人创业式等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18》，2017年中国参与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7000 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作为新就业形态的典型代表，滴滴出行在2017-2018年创造了3066万个灵活就业机会（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课题组，2018），阿里巴巴零售电商平台创造就业岗位3681万个（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2018）。除了上述主要的新就业形态平台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平台正在以各种创新的方式，创造着大量的就业机会。新就业形态的涌现，是近5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就业规模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新就业形态有继续扩大就业规模的潜力。一方面，目前新就业形态从业人数在劳动力市场占比还比较低，按照分享经济7000万人计算，仅相当于2017年全国就业人口的9%。平台企业的渗透率还比较低。以移动出行为例，目前的渗透率仅为1%，而美国为15%。另一方面，在新就业形态出现之前，我国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的占比达到60%。新就业形态提供了非正规就业正规化的机会，大量非正规就业从业人员进入新就业形态。劳动生产率与收入水平得到巨大提升。如果按照2017年7.76亿就业人口计算，进入新就业形态的非正规就业者仅为全部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15%左右。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消费水平提高、服务业占比提升，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规模还有继续上升的潜力。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可以提升就业质量。新近发布的《新就业，高质量：中国新就业形态就业质量研究报告》显示，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高于劳动力市场中传统非正规就业的就业质量，部分指标甚至高于正规就业的就业质量。新就业形态对整个劳动力市场存在溢出效应，新就业形态平台就业质量的提升会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提升。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可以激发投资与创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政策利好推动下，出现了各类平台型企业，如滴滴出行、满帮集团等，这些新兴平台企业吸引了大量投资。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18》，2017年共享经济融资规模约为2160亿元，同比增长25.7%，涉及新就业形态的平台企业有滴滴、美团点评、饿了么、猪八戒网、满帮集团、58集团等。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可以激发更多资本、人才进入平台型企业，会孕育出更多未来的独角兽企业。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可以促进增长。新就业形态的出现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准入门槛，增加了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市场更显重要。截至2016年6月底，淘宝网商残疾人卖家已经突破45万人，销售额超120亿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阿里巴巴集团，2015）。2016年6月-2017 年6月，滴滴就为去产能行业从业人员和退伍/转业军人， 分别提供了393.1万、178.8万的灵活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课题组，2017）。同时，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使得劳动力工作搜寻成本大幅度下降。平台较高的匹配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发展新就业形态的政策建议

因此，为应对贸易战可能造成的就业困难，笔者认为应从政策层面继续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将新就业形态作为增加就业规模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利用新就业形态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以新就业形态为依托，提升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就业质量。依托平台企业为劳动者赋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者收入。

政府管理对待新就业形态，应尊重市场和劳动者的选择。坚持对新经济以“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审慎监管。在坚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审慎监管。正如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新生事物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经济有很大不同甚至完全不同，有的远远超出了我们已有的认知能力和水平，监管不能削足适履、简单套用老办法，否则就可能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工作应由就业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承担。由于新就业形态涉及众多行业，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对于新就业形态发展影响深远。行业主管部门应以国家战略大局为重，在面对新就业形态的行业管理问题时，在满足社会安全底线基础上，应优先考虑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尽可能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而非限制就业。例如在移动出行行业，目前交通部门的管理措施对于从业者与平台企业要求过分严苛，已经到了危害行业存续的地步，会导致上百万就业岗位损失。行业主管政府部门不应以部门利益，甚至部门内个别人利益阻碍国家发展，损害全局利益。（张成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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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阿里巴巴零售电商平台就业吸纳与带动能力研究，2018.

[9]  祝宝良.预计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9%经济运行面临三大问题和风险[EB/OL].(2018-04-16)[2018-04-22].http://www.eeo.com.cn/2018/0416/3267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