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走向共建共享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

据斯坦福大学《2025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多国启动千亿美元级人工智能投资计划，力图在这场技术竞赛中抢占先机、拔得头筹。然而，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当代，技术并非完全中性的力量。当人工智能被嵌入以资本逐利为导向的全球市场体系，其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不可避免地服务于资本逻辑。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技术研发、数据积累、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巩固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中的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技术鸿沟扩大、数据主权受制、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等多重挑战。以非洲为例，因电力和网络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数亿人口难以接入人工智能服务，智能鸿沟日益拉大，反映了资本主义长久以来的剥夺性积累。此外，这种技术博弈逻辑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的风险，导致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就业冲击等问题愈发凸显，普通民众正被迫承担技术进步带来的隐性成本。

因此，全球共治成为人工智能治理的必然选择。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显著的跨国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单一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法规难以有效应对其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从训练数据的跨境流动到算法模型的全球部署，从开源社区的协同开发到技术风险的连锁传导，无一不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共进、共同努力。然而，全球共治绝非简单的规则叠加，而是需要在“不可能三角”中寻找平衡，既要维护各国数字主权，又要保障技术互联互通，还需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全球共治要求各国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利益契合点，以新型实践智慧创新制度设计，将技术竞争的压力转化为协同治理的动力。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架构。过去由少数科技强国单边主导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今天的现实格局。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明确数字主权边界，在数据跨境流动中，采用“数据本地化存储+安全传输通道”的混合模式，既保障国家对核心数据的控制权，又允许非敏感数据在受监管的跨境网络中流通。企业需承担技术透明化责任，公开基础算法框架供全球开发者共同改进，同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溯源，确保主权国家可追溯数据流向。国际组织可以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治理机构，平衡技术巨头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例如欧盟《数字市场法案》要求科技巨头开放数据接口供中小企业使用，既维护了欧洲数字主权，又促进了技术生态的互联互通。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级风险防控机制。要有效管理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需要各国共同参与构建技术、应用、伦理的三级风险防控机制。在技术标准层面，要聚焦技术标准统一，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工智能芯片能效标准，避免各国因技术壁垒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在行业应用层面，建立行业风险评估模型，特别是医疗、金融、交通等重点行业，通过国际合作建立风险评估与事前认证机制，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伦理规范层面，必须对自动驾驶、人脸识别等高风险场景制定明确的“红线规则”，并设立全球人工智能风险补偿基金，保障各国用户权益。通过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风险防控，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人类社会。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不断创新治理工具与能力建设机制。在技术层面，研发支持多语言、多法域的智能合约平台，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治理沙盒”，允许跨国企业在受控环境中测试新技术，同时自动适配各国合规要求。在制度层面，推广“监管沙盒”国际互认机制，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签署的协议，允许通过一方沙盒测试的金融科技产品直接进入对方市场。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实质性支持。例如，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与清华大学开展国际产学研合作，成立了智慧电力及能源系统联合研究中心。围绕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仿真、市场机制设计、故障诊断与预测维护等领域展开联合攻关。该中心已在多地开展示范工程，部署了基于 AI 的智能配电网项目，实现了“跨境数据互通”和“算法协同优化”。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在东盟、非洲等地建设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提供设备与培训等系统支持，这正是对“技术平权”理念的有力践行。最后，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能力评估指数，定期发布各国在数据主权保护、技术开放度、风险防控能力等维度的评估，形成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良性治理生态。

当前，人工智能治理正处于全球制度重构的关键期，其根本应立足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展现出开放、包容、务实的姿态。只有携手合作、协同治理，以全球共治回应全球挑战，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增进人类福祉的公共产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能。（夏源泽，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博士研究生；张芳丽，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