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脉与新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入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筑牢学生精神底色的关键支撑。当前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传统文化元素呈现表层化及碎片化倾向，亟需构建“根脉”与“新生”的共生逻辑，在专业教育中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理论逻辑：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的深层耦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的耦合根植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这种融合本质上是技术哲学与教育伦理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传统文化中“心手合一”观的高度契合，共同构建了职业教育独特的价值坐标：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既是对工业化进程中异化劳动的哲学批判，也是对工具主义教育观的超越。传统文化中“技进乎道”的哲学智慧，将技艺训练升华为精神修炼，为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技术实践的本体论维度，使技能习得不再局限于操作层面的机械重复，而是指向劳动者主体性的觉醒与生命意义的建构。

二者的深层耦合更指向文化治理的现代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下，职业教育既是技术传播的载体，更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场域。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与职业教育的实践品格天然契合，其中蕴含的职业伦理、工匠精神与创新基因，构成了抵御教育同质化的文化抗体。这种融合不仅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现代诠释，更是通过教育实践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积极探索，彰显了职业教育从技能输出向文化赋能的模式升级。

二、困境审视：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的结构性疏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职业教育中的融入中长期面临系统性挑战。从课程逻辑看，传统文化多以通识选修课的孤立形态存在，与专业核心课程的技能培养目标缺乏深度关联，导致文化与技术在教学实践中形成割裂。正如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所指出的，教育若仅服务于技术规训，将沦为去人性化的机械过程。从价值传导看，职业教育过度强调实用主义，弱化了传统文化对职业伦理、工匠精神的塑造功能，学生易陷入精于技而荒于道的认知困境。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现代产业技术迭代加速与传统技艺传承模式固化之间的矛盾，使得职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难以平衡二者的关系。

三、路径重构：双向赋能的融合机制的体系构建

破解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的疏离困境，需建立双向赋能的融合机制。在课程体系层面，应打破学科边界，将传统文化精髓转化为专业教学的核心维度：如在智能制造课程中嵌入传统工艺的系统性思维，在商贸类专业中重构义利并举的传统商道价值观。在教学模式上，需构建传统技艺现代转化与工业文明人文反思的双向路径，既运用数字化技术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教学适配性，又以天人合一、技以载道的思想修正技术异化风险。这一过程需在普遍性文化精神与特殊性专业需求间建立辩证关联，实现文化传承与技能创新的互促。

四、实践向度：产教融合驱动文化育人生态升级

职业教育需依托产教融合机制，搭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框架。一是重构文化浸润式育人场景，通过校企共建传统文化实践基地等载体，将地域性非遗技艺、传统美学转化为可迁移、可拓展的教学资源；二是创新现代师徒制传承模式，在产业真实项目中融入传统工匠精神的培育，使学生在技术精进中体悟知行合一的职业境界；三是完善文化胜任力评价体系，将传统智慧中的协作观、生态观转化为职业素养考核指标，推动人才评价从技能本位向人文技能融合转型。这种实践框架既遵循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实用主义导向，又契合《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逻辑，体现了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现代转化。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本质，是让教育回归“人”的完整塑造：它既需要学生学习技艺时懂得如切如磋的匠心传承，也需要他们在数据洪流中保有格物致知的哲学追问，这便是中华文明对“何以成人”这一永恒命题的当代回答。

本文作者：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副教授张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