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丛峰 董小红
汶川大地震转瞬已过10年。这场震撼人心的灾难，也拉开了我国大规模灾后心理干预的序幕。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当道路重新铺就，当房屋再次矗立，我们重温那些含悲奋起坚强重生的故事，轻轻走进亲历者复归平静生活的深处，寻找和思考灾后心理干预的成效与未来。
让受伤的心走出阴影
“谢谢您，陪我走过生命中那段时间。陪伴让我坚强。”
汶川地震过去10年了，陈婷仍不时接到当年曾接受她心理干预学生的来信。有时候就是一张不具名的贺卡，写着他们的近况。
陈婷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医生。地震后，她奔赴极重灾区都江堰聚源中学展开震后心理干预。她还记得在帐篷里第一次给老师们做情绪疏导时，“现场哭成一片”。
学校里一对年轻的教师夫妻，地震发生时忙着组织学生逃跑，而两人的女儿因为被落下的石头绊住脚，最终没能跑出来。当时，夫妇俩非常自责，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
“一闭上眼，就是孩子的脸。总觉得她在怪我……”妻子哭着对陈婷说。
“他们太痛苦了，无法直接开导。”没有过多的话，陈婷就默默陪着夫妻俩，“提醒”他们正常吃饭、休息，还组织他们和学生打篮球。
“半个月后，有一次打完篮球，大家满身汗水，夫妻二人突然抱在一起痛哭。”陈婷知道，他们“想通了”。
“地震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急于治疗，而应通过陪伴让他们自我疗伤。”陈婷说。
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震后第一时间派出了多支医疗救援团队，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是其中之一。
“在灾民集中安置点，很多灾民脸上永远是一片茫然。”心理医生邓红教授说。有一个亲眼看到妈妈遇难的4岁孩子一直不吃、不喝、不说话。邓红团队的心理医生们陪着他、不时安抚，最后孩子终于哭了出来，情绪得以宣泄。
整个汶川地震灾区，没有心理干预的盲区。即使是地处偏远的青川县，也有两位心理医生朱鸿儒和任正伽前往展开干预，还为一些严重应激反应患者进行了药物治疗。
邓红的团队还在北川培训了一批当地的教师、医生，让他们能够识别和干预基本心理问题，留下一支“永不撤离”的心理抚慰师队伍。
“汶川经验”的勃勃生机
汶川大地震让心理干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其后发生的玉树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中，灾后心理干预越来越及时，模式越来越规范，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张伟说，汶川地震震后心理干预为灾后应急心理干预积累了难得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人的心理干预方法。当人们沉浸在悲痛中不知所措时，心理医生组织大家一起织绣，乃至打麻将。这些活动帮助受灾群众释放了情绪，心情逐渐平复，效果很好。
芦山震后，因为有了汶川的经验，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先对受灾群众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家中有人员伤亡的重点人群及时干预，使得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案例明显减少。
在西华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专家吴薇莉看来，震后心理干预要分成不同的阶段。震后一周主要是陪伴，不能急于干预和治疗，很多时候就是一起聊天、活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需要对不同情况的人群进行分类，进行初步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一个月之后，则要对重点人群进行专业的创伤治疗，并依靠社区进行精神康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地图’和‘资源地图’，我们要弄清楚他们的创伤来自何处，并调动起能让他们感到积极力量的资源，帮助他们自我修复。”吴薇莉说。
四川灾后心理康复培训与服务计划香港驻成都项目统筹人高金英认为，震后心理干预需要多社会领域的协作，共同编织一张全覆盖的心理“安全网”。比如，一些丧子的高龄妈妈重新怀孕时，除了需要心理疏导，也需要有人帮助她们联系妇产科医生、讲解一些孕产知识，这也是让其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地震使心理医生的诊疗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邓红说，以前医生们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坐等病人上门，地震后，医生开始主动深入灾区、上门心理辅导。
“持久战”，10年仅是开始
10年弹指间。废墟消失不见，家园焕然一新。但是，平静生活之下，深藏于人们心底的伤痛却很难彻底消失。
张伟认为，心理干预这场“持久战”远未结束。“灾后心理干预应该从应急干预走向常态化。10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美国‘9·11’后的心理干预计划为期20年。我们的灾后心理干预也要实现常态化、长期化，包括在社区建立完善的心理干预网络，及时干预各种心理问题。”张伟说。
一些心理学专家表示，实现灾后心理干预的常态化，还要注意培养当地的心理专业人才队伍。吴薇莉说，国内外诸多灾后心理援助实践证明，重大灾难后能不能建立起一支合格的当地心理援助队伍，是心理干预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过4年多的持续工作与探索，吴薇莉的团队帮助汶川震区建起了心理援助队伍本土化培训模式，形成一支基本层、骨干层及核心层层次齐全的地方心理援助工作团队。
在都江堰聚源中学，一套校园心理干预体系已经搭建完成。心理老师彭兰说，现在学校每个年级都开设了心理课程，还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配备了专职老师。“心理干预需要从治疗转向预防，而学校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主动预防的场所。”彭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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