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乡镇干了大半辈子的镇长曾在深夜打来电话说，“看了这篇稿子，我最近几年第一次流下泪水，感谢半月谈，感谢你们客观真实地报道乡镇工作的现状，秉公为基层鼓与呼。”
今年是我成为新华社记者和“本刊记者”的第11个年头。半月谈对我而言，就像草原之于骏马，战场之于战士，具有深厚感情和特殊意义。
我与半月谈的情缘，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阶段。2018年之前，我在半月谈上发表的报道，以三农报道为主。包括2015年年初编辑王永霞老师组织我们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现状调研后，对“明天谁来种田”之问尝试进行了回答。报道影响很好，很意外收到了福建一位退休大学教授写来的长信。在碎片化传播越来越多的时代，这样的读者长信，更让人感到珍惜和受到激励。
周楠（左一，新华社湖南分社农村采访部主任）在贵州铜仁石阡县采访贫困户
2018年开始，我与半月谈的情缘变得愈加丰富多彩。编辑部决定在这一年聚焦基层治理，着力打造一批优质的调研报道。我是一名三农记者，以前写治理方面的报道不是太多，但恰恰因为跑三农，长期扎根在基层，跟乡镇、村干部接触非常多，也能了解到基层治理的一些真实问题。
编辑高远至老师因此找到我，希望我能做做这方面的报道。我心有惴惴，但仍然答允，因为这几年听到基层干部反映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多，于是决定试试，没想到这一试，就开启了一段回味无穷的业务生涯。
乡镇干部是一个特殊群体，“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们就是这根针，大部分工作最后都由他们落实，基层治理体制的弊端，他们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但因为身处其中，他们平时也就是发发牢骚，不愿深谈，也不敢深谈。
周楠（左一）在洞庭湖平原田间采访农民
当时，我跑三农8年，跟很多乡镇干部相熟，除非我问起，他们很少主动说起这方面的问题，即使偶尔交谈，也只谈谈现象，或者说说隔壁乡镇的事情，对自己经历的事情不愿多谈。
2018年1月，我接手的第一个基层治理报道专题是——上级部门政策打架，基层政府左右为难。我与湖北分社的同事梁建强分头下乡调研，第一天就遭遇碰壁，我去了两个乡镇，乡镇干部们也很坦诚：批评的是自己的上级部门，指向性很强，一是有顾虑，二是问题很尖锐，能原原本本发出来吗？发不出来的话，采访也没有意义。三是这些问题由来已久，说出来能有多大反响，能有多大作用。
我没有放弃，接下来一周又跑了三个乡镇。最终，还是有两位乡镇党委书记分享了亲历的两件事：一是县农业局主导镇里“农光互补”光伏农业大棚建成不久，县国土局认为项目建在基本农田上，限期进行了拆除，“农光互补”落得个“拆光不补”；另一个镇因为两位上级领导的意见不同，导致造纸厂的转型陷入长期“拉锯战”，造成了较大损失。
周楠（右二）在湘西州龙山县桐花寨采访贫困户
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做了深入补充采访，很快发出了《上头“神仙打架”，下头“左右挨骂”——基层治理遭遇“翻烧饼”之痛》，稿件产生了广泛影响，我朋友圈的乡镇干部纷纷转发，中国纪检监察报等30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接受采访的乡镇党委书记看到后马上跟我联系，说原本以为发不出来，只是基于对我的信任，以及采访的执着，才说了这些事情，没想到不仅在“中华第一刊”发出来，还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他们很高兴当初接受了采访。
一个月后，当我就“二传手”现象做调研时，沟通就顺畅了很多，除少部分基层干部仍有顾虑，大部分受访基层干部就愿意敞开谈。一位镇长甚至还打开私人微信群，与我分享他们的聊天记录，后来在半月谈发表的《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二传手”干部恶化基层政治生态》里，广为传播的那句话——“‘二传手’干部有四大绝招：布置一下、传达一下、上报一下、推脱一下”就来自于他们的聊天记录。这篇报道发出来后，许多过去在微信朋友圈长期“潜水”的基层干部，都变得活跃起来，不仅评论和转发，还找我单独探讨这个话题。
年中，我与湖北分社同事梁建强、江西分社同事高皓亮做“基层问责泛滥”报道时，与广东分社同事李雄鹰做“速成典型盆景典型”报道时，受访基层干部第一反应都是“这么敏感的话题，你们也敢写？”得到确认的答复后，不少人说“只要你敢写，我就敢讲，没有半句假话”。
有一位镇长与我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后，当晚十一点多又跟我打电话，非常郑重地说，“我白天工作太忙，说得太仓促了，许多话还没有讲到点子上，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整理得更充分。”两天后，我们再见面，他给了我三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这是他利用深夜加班写成的。看到信纸的时候，我内心特别感慨，得到采访对象如此信任，也是作为“本刊记者”的职业荣光。后来我们的稿件《“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其中有“四座大山”来自于这位镇长的总结。
这篇稿件发出后，中纪委有关部门与编辑部联系，对这篇报道表示肯定，提出想与编辑、三位作者座谈，以便更全面听听基层对这些问题的反映。稿件在基层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一些素未谋面的乡镇干部也通过别人加上我的微信，开头基本都是感谢你们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当然，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从来不会偏信偏听，不仅与乡镇了解情况，也跟他们的上级、以及相关部门深入采访，报道最终能得到中纪委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恰恰也说明了问题挖掘得很扎实。
临近年底，基于《半月谈》推出“基层治理现代化”栏目一年多，编辑部推出了近6000字的长篇报道《做点加减法，让乡镇干部强起来》，探讨给乡镇干部减负的同时，更要给他们激励、赋能、赋权。记得在执笔初稿时，我熬夜写到了清晨五点多，虽然精疲力竭，但心中畅快。
在编辑部的指导下，不仅批评问题，还努力提出具体建议，集合大家的智慧探寻答案，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位在乡镇干了大半辈子的镇长深夜打来电话说，“看了这篇稿子，我最近几年第一次流下泪水，感谢半月谈，感谢你们客观真实地报道乡镇工作的现状，秉公为基层鼓与呼。”
年底，半月谈最后一期推出的《2018，基层治理十大靶点》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前文说的所有报道陆续在《求是》杂志上转发，形成了效果非常好的二次传播。
好消息不断，2019年春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中央对整治形式主义问题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但如此大力度的整治，并专门设立“基层减负年”，这种力度实在是令人惊叹。记得通知发出后，我还没来得及关注，微信上就收到了20多个基层干部发来的微信，异口同声地说，“半月谈的报道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部决定“乘胜追击”。编辑许中科老师与我几乎是秉烛夜谈，我们交流了三个多小时，认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但在部分地区，政策落实和改革推进遭遇“空转”，严重影响改革效能。有了前面这么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做铺垫，当我们抛出这个采访主题后，不仅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多位县级主要负责人都表示愿意交流。虽然话题非常敏感，采访却非常顺利，市、县、乡镇三级都有主要负责人接受我们的采访，提供了非常翔实、典型的案例，也淋漓尽致地对这种现象进行解剖。
据此，我们发出了《报上来，推下去，问题没解决——“文来文去”循环基层治理“空转”》。这篇稿件的反响很有意思，基层干部的朋友圈转发不多，但阅读量增长得很快。我一度很纳闷，直到有几位朋友解开谜底——许多基层干部不好在朋友圈公开转发，但同事、朋友之间都在相互转发，认为报道反映的问题入木三分。
有两位县级主要负责人还打来电话说，你们反映的问题一针见血，非常犀利，犀利得我们不好公开转发朋友圈，但都击掌叫好。很快，有云南日报、湖北日报、四川日报等近30家媒体跟进评论。中办相关部门致电半月谈编辑部，对该报道反映的问题表示强烈兴趣，希望了解更详细的相关情况。
这两年多来，我与湖南分社周勉和白田田、湖北分社梁建强和谭元斌、山东分社邵琨、广东分社李雄鹰、广西分社卢羡婷、河北分社范世辉等多位同事合作的《这些政策为何沦为“万分正确、十分无用”》《命令紧，执行松，有的在望风——假暗访沦为形式主义新套路》《上级不配合基层咋创新?八大难点致基层治理低效》《条幅知多少，迎检何时了——基层仍陷岁末“迎检困局”》《驻村干部拼命干，村干部靠边站？——脱贫攻坚须防主角错位》《不能卖钱、养着烧钱、马上没钱，特种养殖扶贫何去何从》《“土政策”不能唱反调、变调、小调》等等报道，始终聚焦基层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采访、深入的调研，把在基层听到的真话，进行充分全面的展现，也推动了一些问题得到重视甚至解决。
受访的基层干部，从不愿谈——愿意谈——主动谈——敞开心扉谈，这样的心路历程，映照出一本有风骨、求良知的刊物与一群有担当、负责任的基层干部的良性互动，彼此惺惺相惜、相互促进，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凝聚广泛共识，提供强大动力。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半月谈编辑部紧急策划“抗疫考评基层治理有哪些软肋”，任务来得急，我不得不连夜采访，晚上十二点了还在微信上找人采访，多位基层干部给予了很大帮助。一位镇党委书记跟我交流到凌晨两点多钟，聊完才告诉早上六点要进村，在我还没来得及表示抱歉之前，他又说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你们半月谈能把基层的真实问题反映上去，我少休息两三个小时算什么呢。另一位县级干部除了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知外，还找来两位熟悉情况的县直部门的负责人，建了一个微信群，让他们畅所欲言，“半月谈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你们放开了讲！”
采访到凌晨，我合上电脑，打开窗户，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
这样的采访，多有趣，多难忘！
这样的掏心话，多珍贵，多难得！
祝福半月谈四十不惑，永远青春！
作者：周楠
策划：许小丹
监制：孙爱东
主编：王新亚
责编：杨建楠
校对：尤立（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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