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近，一位在武汉担任街道党工委书记的朋友和笔者通话，讲了一些近期疫情防控中发生的事。令笔者意外的是，短短半个小时内，这位基层领导干部就哭了三次。
第一次哭，是为某位受处分的街道书记哭。在2月9日大决战之前，武汉市一直未能解决确诊患者应收尽收的问题。该街道一位疑似患者因为未得到及时救治而出现了意外，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几位有直接责任的街道和社区干部受到严肃处理，街道书记也因领导责任被问责。一线干部都知道，此类问题责任不在基层，但基层却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朋友感同身受，情绪失控哭了。
第二次哭，是为他辖区的一位社区干部哭。2月16-19日，武汉市进行了第二次大排查，街道和社区干部不可谓不尽力。但事有凑巧，某社区的一位居民，前一天排查的时候，身体还好好的，但第二天就被告知发热了。一位社区女干部接到信息后急得慌了神，赶紧给他这个街道书记汇报，反复解释她的工作是到位了的。我这位朋友还算冷静，了解情况后问其有没有排查记录。社区干部回过神来，说是有记录的。总算是虚惊一场。社区干部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上级规定，每一个新增“四类人员”都要倒查，哪个环节有问题，相关人员就得被问责。疫情防控期间，街道书记不仅要协调督促防控事项，还要做好社区干部的安抚工作。朋友是了解社区干部的不易的，每每听到社区干部的诉苦，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第三次哭，是谈及某街道因为社区封闭式管理不到位而受到集体问责的事。2月17日开始，武汉市实行了最为严格的24小时社区封闭式管控措施。纪委为了落实市委和指挥部的要求，也把小区封闭式管控工作当作重点督察事项。某街道辖区几乎都是老旧小区，门洞特别多，又没有足够的建筑材料来封堵，只能依靠“人防”战术。可以预见的后果是，再多的干部投入下去，也抵不住那么多的居民钻空子。不巧，纪委某次督察发现，小区的一些门洞没人守，居民可以自由出入。结果，从街道到社区，一干与此事有关的人员都被问责了。朋友的辖区也都是老旧小区，很同情那个街道。他说，比较幸运的是，区长在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老旧小区不好防控的问题，提前联系了辖区有工地的大型建筑企业，把很多门洞都堵了。但那个被问责街道所在的区，区领导并没有考虑到这一问题，只能依靠各街道各显神通。朋友感叹说，一个街道书记能协调多少资源呢？
坚守社区岗位 共同防控疫情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朋友和广大身处疫区的基层干部一样，为疫情防控奋战了一个多月，其中的心酸，若非身处其中，怕是很难体会。他跟我倾诉完了之后，我才突然悟到一个道理：在疫情防控战中，市级和区级可以把工作任务往街道分派，连同责任也可以往街道压实；社区碰到了困难也可以向街道求援。但街道呢？怕是没有任何转圜空间了。社区书记有了工作压力，虽知道街道也很为难，实际上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可以向街道书记哭诉，消除压力。万一出了问题，街道也可以为其说话。但街道书记有了压力，又向谁倾诉？向区长么？怕是不行的。于是乎，像笔者这样置身事外，但也算是能够同情性理解其工作压力的朋友，倒成了倾诉对象。
疫情防控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自战时工作机制启动以来，武汉市纪委建立了常态化督察工作机制，实行日常监督检查与专项督导相结合，成立15个监督检查组和44个专项督查组直奔基层、直达现场，对全市各街道、社区、医院、超市等点位进行不间断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疫情防控举措落实不严、党员干部履职尽责不到位等问题。统计显示，自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武汉市纪检监察机关共问责处理630多人，其中涉及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130多名。这个数字很是惊人，很有震慑力。但怎么理解，值得探讨。
一个最普遍的解释是，纪委不愧是在执行战时纪律。如此密度的督察，如此迅速的处置，以及如此之大的问责力度，成绩不菲。但从一线经验看，纪委成绩的取得，怕不仅仅是因为执纪机关的积极工作，而是疫情防控本身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客观困难。比如，2月9日武汉应收尽收大决战这天，在转运病人这件事上，许多街道都出了问题。武昌区的某街道，因为跟车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协调不畅，导致病人深夜在寒风中等待入院。此事被媒体曝光后，相关街道负责人遭到免职、党内警告处分、诫勉谈话处理。但当晚还有不少街道根本就没有派工作人员跟车，还有一些街道也没有完成应收尽收工作，相关责任人受到的处分反而不那么重。客观而言，大决战时间紧、任务重，忙中出错实在是大概率事件。这种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某种意义上，只要纪委愿意，想处理多少人都是可以的。但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纪委还是区分了一般情形和特殊情形。同样性质的错误，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处分就重一些；而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也就过去了。如果从顾全大局的角度看，那些受了重处分的基层领导干部也是起了彰显战时纪律的作用，教育意义很大。相信，被处分的干部也是理解的。
在这个意义上，有关部门在执行战时纪律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实在是一件大事。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身处防疫一线的基层干部泼了冷水，士气会受到极大影响。如果仅仅是为了彰显战时纪律足够“铁”，便进行无差别的处分，误伤怕是大概率事件。比如，纪委暗访一般都是证据确凿的，给有关人员相应处分也看似是理由充分，不容当事人“狡辩”的。战时执纪，纪委其实也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问题，很多处分都需要从快处理，一些与当事人谈话核实程序有时被忽略，但对于当事人，被处分的基层干部心里肯定憋屈。一是，有相当部分“证据”，看似无可争辩，但从基层的复杂性看，怕是需要斟酌一番的。比如，那位因为被突然出现的发热病人吓得慌了神的社区干部，如果不是翻看各种工作记录，查询手机里的各种信息，终于找到了痕迹，事先就做好了说明，被纪委问责怕是冤枉至极。二是，这种不容分辩的做法，站在从事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立场看，怕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找当事人谈话是平时执纪的必要程序——哪怕是证据确凿，也得和当事人核实。这其实并不仅仅是技术上固定证据的要求，更有尊重、教育、挽救同志的功能。因此，战时纪律对所有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也更严肃；反过来说，执纪要求也更高，更需要实事求是。
战时纪律绝不能仅仅依靠督察和问责来实现，更重要的是，要在执纪过程中教育和激励广大干部。严格却又实事求是的战时纪律，有利于弘扬斗志。对疫情防控中有少数领导干部敷衍塞责，不靠前指挥，有些甚至临阵脱逃，对这些干部严肃问责，其实是在保护“老实人”。对于那些主观上努力，客观上犯错的干部，给予适当的处分，同时做好解释工作，减轻和消除被问责干部的思想负担，有利于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战斗，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挫伤别的有相同处境的干部。战时纪律作为一个负向激励措施，还要有足够分量的正向激励措施相匹配，比如要敢于在战时状态中火线提拔干部，破格提拔干部。根据统计，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处分了600多名干部，但只火线提拔了20多名干部，且无一是破格提拔的。很显然，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措施之间存在一定错位，不利于激励鼓舞斗志。
笔者和武汉市身处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广泛接触，知道他们这段时间承受了巨大压力。毫不夸张地说，其中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笔者认为，关心和爱护一线抗疫的基层干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纪委、组织等相关部门，必须有切实举措为他们减压，不要随意挥舞“战时纪律”的令牌，更不要无限上纲，否则容易压垮他们本已疲惫而脆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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