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江苏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魏青松：将治理重心下沉到基层，采用协商民主的治理手段，行之有效。民主的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找到最大“公约数”，有利于整合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基层协商民主的公开性，可以使得治理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其广泛参与性，有助于基层治理的相关利益群体展开真诚讨论，共同形成意见。而参与协商过程体现的平等性、责任性和回应性，为基层干部群众提供了确定问题、讨论证据和形成决议的机会。这一体制机制能够包容不同利益诉求，使各种意见充分表达，最终达成共识。利用好、完善好、发展好这一发端于基层的重要治理路径，将使我国基层治理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章丘区施家崖村林下经济红火
支点三：激活协商民主
(新探索：民主议事、四会管村、参与式协商)
民主议事，议出好村风
半月谈记者 高一伟
在江西省横峰县姚家乡，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小组——“好客王家”，38年来坚持民主议事，在会议记录中适时提炼总结，形成了良好村风和基层治理的制度保障。
走进村庄，道路平坦干净，房屋错落有致，村民广场的“好客王家”四个大字格外显眼。
在王家村小组党员活动室内，整齐地叠放着一沓笔记本。王家村民理事会理事长王有才告诉半月谈记者，王家有遇事村民商量民主议定的传统，至今保留着自1981年以来的党小组、村民小组会议记录本。
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一本，里面是1981年的会议记录。“这一页记录了我们成立生产队后，和邻村关于菜地划分的最终方案。”王有才介绍说，当时分了菜地就意味着完成了“分田到户”的扫尾工作，“从那时起，村里就有了记会议记录的习惯”。
“开会作记录不是为了走形式，而是为了让这些记录成为村民日常遵守的行为规范，成为治村的依据。”王有才说，村里不是每次开会都作详细记录，但凡有争议或者决定执行的有效期比较长的规定，都会认真做好记录。
“到了1995年，村里的会议记录已积累了很多内容，涉及土地、水利、道路、公共财物、卫生保洁和精神文明等多个方面，会议记录员也换了好几个，大家查询会议记录越来越不方便，内容亟待整理。”村里第一任会议记录员王有录说，《治村规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半月谈记者发现，在会议记录本里有不少内容“因事而设”，而在《治村规约》里，大多进行了共性问题的归纳提炼。
“有的属于原有会议记录的再概括，有的则是‘未雨绸缪’。”王有录说，一些写入《治村规约》的内容，是学习借鉴外村有益经验而来。“时代在变，《治村规约》也得与时俱进，该删减该增添，都得按照实际情况来。”
38年间，会议记录和《治村规约》不仅见证着王家村小组探索民主议事、村民自治的历程，也成为王家村小组树立良好村风的制度保障。而如何确保这些好制度好规矩执行到位，王家村小组的答案是：党员带头示范。“制度符合了实际，还要有人去实实在在地抓落实。”姚家乡党委书记徐俊说。
现在，王家村小组日常议事遵循着“党小组会议-村民理事会会议-村民大会”的流程。王家党小组首任组长王华告诉半月谈记者，2015年王家党小组成立后，村里的议事效率更高了，执行效果更好了。
打出“好客王家”牌，源于王家子弟王寒的一次“灵光乍现”：“外甥女每次来王家总是赖着不肯走，王家村小并无资源优势，唯有30年良好村风打动人，不如就此打造‘外婆村’?”
对此，2015年10月3日的王家村党小组会议记录道：“王家要发展，必须改变思路，经党小组讨论，由王寒负责少儿成长教育基地蓝图规划设想。”3天后的村民会议记录本上记录：“决议成立基地筹建理事会。”2017年1月15日又记录：“讨论成立好客王家发展有限公司……”
王家村小组办起的公司别具特色：以户为单位自愿入股，最少不低于1万元，最多不超过3万元。王有才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引进投资更省事，但那样村民就没有了参与感，我们的目标是全村一起经营村庄。”
开门迎客的王家不仅迎来了孩子，还带来了大人，农耕体验、夏令营、亲子游等全面开花，2017年头一年运营就收入100万元。
“四会管村”，管住“一言堂”
半月谈记者 王志
长期以来，一些农村存在“一言堂”问题，不仅容易导致决策失误，而且容易诱发腐败。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探索推行“四会管村”村级民主自治新模式，构建支委会统领、村代会定事、村委会办事、监委会监事的村级组织责任体系，同时规范村权运行流程，构建起责权明晰、分权制衡的乡村治理新机制。
涉及百姓利益的事，都由百姓说了算
此前，章丘区刁镇逯家村没有自己的幼儿园，村里学龄前儿童不得不出村就读。村两委班子组织村民代表逐户征询村民意见，最终在村民大会上由村民决议投资50万元建一所幼儿园。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后，第一个学期就迎来60多个孩子。
“不管是发展项目，还是建设美丽乡村，只要是涉及全村百姓利益的事，都由百姓说了算，人人都是当家人!”逯家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锡龙说。
章丘区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科科长谢凤双介绍，支委会是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行使领导权，着重抓大事、抓重点、抓龙头、抓中心;村代会行使决策权，凡村级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代表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村委会行使执行权，负责村务管理;监委会行使监督权，避免“一言堂”和决策失真。
双山街道三涧溪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老大难”村，曾连换5任支部书记，村集体负债高达60多万元。2004年，现任村党总支书记高淑贞上任后，在村里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公开、财务管理、集体“三资”管理等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大小事务全部实行民主监督。
“村里每花一分钱，都要监委会成员签字才能生效，村民们心服口服。”三涧溪村村民赵顺利告诉半月谈记者。如今，通过旧村改造，他家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日子过得很舒心。
村权运行36条，将小微权力关进“笼子”
在“四会管村”框架内，章丘区积极加强对村级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将小微权力装进“笼子”。
章丘区制定了村干部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等村级集体事项上的18条规定，明确了在村民宅基地审批、困难补助申请、涉农资金发放以及村民使用村级印章等便民服务事项上的18条规定。村权运行36条，基本实现了村务权力全覆盖。
最近，明水街道王家寨村有一个投资150万元的文体中心项目，自从在党员、村民代表会上论证以后，很多关系户找上门，想承接这个“好活”。村党支部书记高洪军明确告诉对方，工程要按规定公开招标。
招标大会当天，王家寨村民、党员代表、村监委会成员集体与投标人面对面，现场参与提问、参加讨论、民主表决，让村民大会“拍板”，既公开透明，又少花了钱。
高洪军说，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可以避免权力暗箱操作，还有效防范了村干部推诿扯皮、故意发难、吃拿卡要等现象的发生。比如，在办理便民服务事项时，群众一看流程图就知道所办事项的具体步骤，而且享有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权利，村干部享有审核权的同时也承担服务职责。
激发自治新活力，让乡村风清气正
章丘区“四会管村”从制度上保障了群众的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真正让村民当家做主，增强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实效。
一些村干部反映，支委会统领、村代会定事、村委会办事、监委会监事做到了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四权”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结合，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民主”的责任落实和有机统一。
章丘区委组织部组织员办公室主任王绍兵说，村务决策阳光公开，既减少了矛盾纠纷，密切了干群关系，又增添了村级发展活力，促进了农村稳定和经济发展。
三涧溪村通过抓党建促发展，让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高淑贞带领全村流转土地4000余亩，建设现代农业基地和集约型工业园区，引进引办近百家企业，全村80%的青壮年劳动力实现了就近就业，村集体收入达到300万元。
谢凤双说，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规范化、高效化、系统化运行，提升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治理水平，让群众得实惠，激发了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有事好商量，参与协商有力量
半月谈记者 王俊禄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改革开放先发地区浙江温岭，自1999年起探索了“民主恳谈”这一基层协商形式。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种群众自发参与的协商平台，已逐步与人大制度相结合，在参与政府预算决算、完善基层治理体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种行之有效的协商平台
温岭地处浙东沿海，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地。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利益趋于多元，矛盾多发。“上世纪90年代每年都有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干部在会上讲，社员在下面听，但农民不愿意听，干部也不愿意讲，会一散就忘。”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学明说。
能不能换个方式?1999年，台州和温岭市委宣传部门选定松门镇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的试点，采取“与群众双向对话”的方式来举办论坛，这就是“民主恳谈会”的初始形态。
“说是论坛，其实就是一个说话的地方，设置一个平台大家开圆桌会议。”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说，镇里的领导、村里的农民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下，有什么就说什么，平等对话。主题包括镇村的财务开销、环境整治、设施建设、发展重点等，农民提出看法、意见，干部详细解答或吸收建议。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温岭民主恳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作为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加强基层政权与社会公众的对话和沟通;取得成效后，被纳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并向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领域推广;其后，又被引入乡镇人大，通过“参与式预决算”监督政府，并从镇级升格到市级政府部门。
通过近20年的探索，温岭建立起包含政府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集体协商、党内协商、政协协商、村社区基层事务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广泛而多元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有力提升了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监督政府“钱袋子”
在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群众广泛深度参与、自由表达反对意见、充分对话达成共识已成常态。据介绍，温岭全市每年要举办2100次民主恳谈，话题包罗万象。
“广泛听取、吸收群众意见，让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监督，实现了领导方式和干部作风的双重转变，降低了政府决策成本，减少了实施阻力和后遗症。”温岭市泽国镇人大副主席梁云波说。
2018年8月31日，泽国镇十七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听取财政决算报告草案的基础上，首次组织代表就财政决算开展专题询问。这是泽国镇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监督工作的新尝试，目的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提升政府编制预算科学化。
“在财政决算草案中加入了预算执行情况标注，预算对应决算，我们一目了然。”一本账就能看清政府一年做了哪些工作，这是代表们特别赞许的地方。
“以前分代表团讨论，问题提出后有时候落不到实处。但是专题询问是面对面，代表都在现场，政府有压力，解决问题更有力，同时也让政府工作更透明，与代表的沟通更顺畅，减少了误解。”泽国镇人大代表徐文斌说。
对接融入根本政治制度
2005年至今，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决算，梁云波一直是基层一线的亲身实践者。他认为，虽然浙东沿海地区探索地方参与式预算的最初动因并不是针对人大制度，但恰恰是通过人大制度的有机对接，这种探索才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并成为激活地方人大制度的有效切入点。
基层探索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始终贯穿其中，各部门则各扬所长，形成合力。梁云波说，比如泽国预算绩效管理，是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由镇人大牵头组织，政府及预算单位协调配合，人大代表、专家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协商运作机制。
在这样一个多方参与运作的机制中，党委处于领导位置，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指明正确的方向。人大处于主导位置，着力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进展，全程设计预算绩效管理的各个环节，全面推动人大代表、专家和公众参与。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执行者和预算责任的承担者，也是预算信息的主要提供者，需要向人大代表和公众代表报告预算和反馈预算修编、修正信息。人大代表、专家和公众则不仅是信息来源接受者和传播者，更是预算民主的具体实践者。
受访专家表示，这些基层探索，其本质是围绕着一个核心议题：“有序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预算协商、讨论、决策并不断强化对预算的审查和监督，调动人民依法管理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半月谈教育App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