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

半月谈记者 张玉洁

80岁后，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迎来了高光时刻。

2018年，她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她又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成为共和国历史上耀眼的名字。“择一事、终一生。”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这样勉励敦煌文化的科研工作者。而这句话正是樊锦诗一生与敦煌结下深厚因缘的写照。

“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表彰全给了樊锦诗。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在前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荣誉等身时，她总是想起自己的前辈和同仁。采访前，她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写在纸上：常书鸿、贺世哲、孙纪元、段文杰……

樊锦诗：我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的，现在80多岁了，能为敦煌做事，无怨无悔。我想先说说之前的事。

莫高窟是诞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无价之宝，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文化艺术宝库，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莫高窟自明代400多年无人管理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研究院起点高，开始就来了常书鸿、段文杰这样的大专家。他们都是名校毕业，舍弃大城市的生活，自愿来到戈壁沙漠中，一待就是一辈子。那时候，莫高窟几乎是废墟，洞子里堆满沙，有的根本进不去。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住土房子、睡土炕，没有交通工具，信息又特别闭塞。他们治流沙、搞临摹、做研究，为研究院打下了坚实基础。

樊锦诗来到敦煌后，参加了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敦煌七里镇汉墓等发掘清理工作。1977年，她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

樊锦诗：1985年至1986年，国家文物局让敦煌莫高窟等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申遗工作。我是莫高窟申遗的负责人。

开始我也不知道为啥要申遗，亲自填写了大量材料，比如莫高窟的地理位置、历史文献、文物价值、研究成果等。

填写过程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遗产真是不得了的事!我才知道，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关系，文物保护与法律等，给我很大启发。这促使我不再限于考古的一点点天地，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管理学等。我认为这对研究院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有六项标准，只要符合一项即可。我想，一定要让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让千年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葆青春”，是樊锦诗力推的一件大事。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樊锦诗：我在做档案的过程中发现，1908年外国人拍摄莫高窟照片中的内容，到我1978年去拍时，有的没有了，有的模糊了。再发展下去，慢慢全部没有了怎么办?照片会变黄、胶片会变质、录像会消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壁画保留下来，芳华永驻?

我开始关心科技。有人问我，想没想过用电脑?他说，我带你去看看，只要把图像数字化，就能永久保存。

这话我可爱听了，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我马上去跟甘肃省科技厅提了这个想法。甘肃省科技厅很支持，给了30万元。我们试了，但不行。

快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和外国专家联系。他们教我们，就像拍电影一样架设轨道，让照相机正投影移动拍摄，然后把照片拼接起来。开始是用柯达胶卷拍，拿去美国洗照片，后来变成了高保真的数字相机。我们自己也在改进，把笨重的轨道改得更轻、更狭窄，将自动拍照和手动拍照结合，花了20年时间，才真正做成了高保真的数字档案。

比如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长13米多，高3米多。我们拍摄了6000多张照片，再把它们拼合校正。在洞窟里需要爬上梯子才能看清的画面，成为数字壁画后，就能拿到世界各地去展览。

在莫高窟15公里外，有一个似流沙又似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先在这里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窟区领略它历史的风姿。

樊锦诗：莫高窟1979年开放时，一年游客不到2万人。游客从10万人增长到20万人，用了15年。从20万人增长到30万人，仅仅用了3年。2001年，莫高窟的游客达到31万人。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游客只会越来越多，怎么办?莫高窟的洞子都不大，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洞子就算中等洞窟了。一天进入成千上万人，那是什么概念?

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我花了两年时间想这个事，把人愁死了。后来，我们开始做游客承载量研究，做很细的调查——洞窟温度、相对湿度、游客数量、洞窟病害等统统要调查研究。还要做模拟实验，比如游客进入洞子后，温度湿度变化与病害的相关性。

人数肯定要控制。无限制进人，不仅文物受破坏，观众也看不好。到了黄金周，我挤到200人的大洞子里，就只能看到男同志的后背和后脑勺，再就是抬头看窟顶。

除了做承载量研究，我们还加上了网上预约、线上支付。游客先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看电影，再统一乘坐大巴去看洞窟。

我们还有应急预案。人们在北京上海可以不看这个看那个，但人们到敦煌的第一目标就是莫高窟。暑期、长假时开放最多1.2万人的应急参观，游客不看电影，看4个洞子(正常参观是8个)，还能看美术馆、陈列馆。

游客不能再超了。我们提倡负责任的旅游，不一味想着门票和钞票，要为文物负责、对游客负责。

保护、研究、弘扬，是从上世纪中叶起敦煌研究院确定的三大使命。樊锦诗也一以贯之，将其发扬光大。

樊锦诗：我们建立了抢救性保护体系和预防性保护体系，建立了我国唯一一个文物领域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方面，从壁画材料入手，科学分析它的构成，去研究它为啥生病，用什么材料修复更好。文物保护必须遵守最小干预、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不能拍脑袋就修，而是要评估价值和现状，针对不同材料、不同病害、不同工艺来修复。另一方面，引入风险管理的理念。文物和人一样，要健康就得预防。洞窟微环境、病害、洪水风沙、森林植被等都要监测。从监测数据看洞窟是否稳定，不稳定就得关注，必要时就得采取措施。

莫高窟的专业性很强，涉及艺术、历史等众多人文学科。研究院有一批历史、文学、考古、宗教、民俗等领域的人文学者，他们通过对壁画、文献的深入研究，将莫高窟的内涵和价值挖掘出来。敦煌研究院现在已经出版四五百部专著、发表3000多篇文章，是全球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同时，我们还在做文化弘扬工作。我们得把讲解员培养好。

2015年，樊锦诗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她评价自己“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

樊锦诗：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但更多的事业还要靠年轻人去做，我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老一辈“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断探索前进。接力棒总要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