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中华文明的战略纵深

人类文明未必总是依江河而生，但是大河文明却是人类最普遍且具有很强可持续发展力的文明。

长江，是文明起源时期华夏大地满天星斗中一条璀璨的银河，也是五千年文明持续发展历程中绵亘不绝的滋养。作为世界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长江流域一直以极强的文明包容力和回旋能力，为包括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等各种文明要素在内的文明一体化提供战略纵深。

位于长江重要支流嘉陵江畔的阆中古城 江宏景/摄

统一性文明的源起

细看长江流域地图，你会发现她恰似一架巨大的婴儿车横涉东西。在文明的童年时期，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点已经随着丰富的考古发现而成共识。

考古发现改变历史认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一元论曾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长久判断。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就认为，虽然长江的自然条件更优越，但是孕育古代中华文明的却是黄河，而不是长江。然而，考古资料正在改变偏见：至少在文明曙光初照人类的时期，长江中下游已具有相当高度的史前文化，其发达程度并不在黄河流域之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华文明有一个多元一体化的源起历程，是一个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统一性文明。

在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时候，出现了“天下万国”的局面，学者称之为“古国时代”。这些“古国城邦”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他们相互交汇、融合，最终形成一体化中华文明。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文化区系类型说。当万年之前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三大经济文化区：华南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华东南部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在三大经济区的基础上又形成若干区域性的考古文化区，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出现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融合。

约在公元前3000年之际，各地分别以快速轮制陶、养蚕缫丝、专业治玉、漆器工艺、烧制石灰、夯筑技术、冶金技术等等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这些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有一个推广过程，即匠人流动、文化传播的过程。这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形成之前重要的重组过程，由此奠定了多源并趋向一体的基本格局。

“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阻隔，有利于族群与文化的流动、接触和多次重组。”苏秉琦指出，从距今万年到距今四千多年的文化组合与重组，就是在这一舞台上演出的。

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中国的周围有高山和海洋作为屏障，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其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但自然环境条件最好，文化最为发达，而且位置比较适中，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向心作用。“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结构是一种向心结构。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是中国文明得以连续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水稻的诞生，到城邦兴起、史前复杂社会结构的形成，从晚周时期楚文化盛极一时，到中唐以后两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不断创造出一个个文明进步的高峰，与黄河流域浑然一体，宛若太极两仪，国风与辞骚齐鸣，孔孟与老庄竞进，共同构成了东方版图上的宏阔文明场景。

三峡梦想百年见证中国发展。图为长江巫峡段 王全超/摄

长江为中华文明进程提供战略纵深

苏秉琦说：“中国多源一统格局的形成，既有天时地利的环境条件，更有源远流长的族群、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以及思想上的共识等原因。”回望万年绵延发展的历史渊流，长江与黄河，始终如母亲一样，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文化滋养、生态滋养，提供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动能。

尽管自商周以后，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一直主要居于北方，但是正如考古学家李学勤所说：“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一个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器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方。”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可见一条古老的铜矿采冶遗址带。江西瑞昌铜岭矿冶遗址是已发现最早的铜矿，始于商代；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规模宏大，开采的时间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汉时期。

秦汉帝国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巩固。但在二千多年封建王朝史上，政局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波澜起伏的。每逢大动荡之际，中原王朝往往深入南方，寻求转圜。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中原文明“衣冠南渡”，数十万之众的人口南迁，带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此后，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转折，经济文化重心向南转移已成大势。从南宋起，经济文化重心稳居长江中下游，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专家指出，中国古代南方经济最终超过北方，归根结底是由三种情况所决定：一是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大量增加；二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广泛运用，使林莽丛生的广大丘陵山区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三是南方气候温湿，农业具有生产周期短、生产率高的优越性。

每一次“南迁”“南渡”，不仅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回旋，更是经济上、文化上的纵深发展。长江流域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军事、政治上的战略纵深，更是经济、文化上的战略纵深。

战略纵深，原是一个军事上的概念，意指在广阔地域空间的战略性运动。如今，这个概念被经济学家广泛借用到经济领域，用以描述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推进。而在历史上，长江流域就一直以其经济吸纳能力和文化包容能力，汇通融合北方中原文明乃至南下的游牧文明，为中华文明的一体化发展和滚滚向前提供战略回旋。

古代中国曾被认为是封闭落后的封建帝国，但是历史资料表明，中华文明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其实一直没有改变。有学者研究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和巴蜀地区就有一条通过云南抵达缅甸和印度等地的道路。著名的曾侯乙墓中，曾出土一批“蜻蜓眼”玻璃珠，色彩斑斓，带有明显的地中海风格。

不仅如此，长江还以开放的姿态，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海洋文明等多元文明元素。唐代国力强盛，长江北岸扬州港接近长江口，是中外闻名的国际贸易大港。到宋元时期，我国航海技术取得突破，人们已经掌握了潮汐的变化规律，可以绘制航海图，更为重要的是发明指南针并应用于航海。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鼎盛，也可以说将中国古代的开放发展推向高潮。

那时候，长江中下游有远近闻名的造船中心，丝绸、瓷器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东亚、南亚及西亚地区，并到达非洲、欧洲地区，外来物品也纷纷涌入。可惜这种开放之势在明清时期戛然而止。

湖北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等打造成工业旅游路线。图为大冶铁矿东露天采矿坑

重振长江文明带具有深刻内涵

江河是大地的血脉。相似的自然环境使得长江各区域文化也有着极为相似的存在，为长江文明带的形成奠定了生态根基。

回望历史，长江流域有着共同的稻作农业基础，也有着紧密的航运联系，人口流动频繁，商品流通迅捷，沿岸城市交往密切。“水牵云转，万里贸迁”，长江上中下游之间融会贯通、连为一体，最终构成了中华文明重要支撑。

更重要的是，长江流域孕育出无数风流人物，江南山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成为历史风潮的引领。著名学者张正明就曾说过：“唐代以来，中国有创造性的学术都出在长江流域，如禅宗、理学、乾嘉朴学、经世实学和革命新学等，无不源于长江流域而且盛于长江流域。”

在近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江流域担当起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先导。洋务运动中，长江一带在军事、工矿、教育等领域率先大举兴革。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开设江南制造局，张之洞在湖北“厉行新政”。有专家指出，就整个长江流域而言，一系列近代工矿业的举办表明，洋务运动为长江开启了一个时代，这就是近代工商文明时代。

知其源则可畅其流。历史的脉络给今天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生动而宝贵的经验。

长江文明在远古时代即已形成以上中下游的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中心，有着先进悠久的农耕文明、富有底蕴的玉器文明、无与伦比的青铜文明等诸多个性化文明特征。

而今天，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贯东中西部的主轴，成为中国经济的战略纵深。改革开放以来，沿江省份以约20%的国土面积支撑起超过全国45%的经济总量，滋养着40%以上的人口。

静水流深。作家刘醒龙说：“长江万里，最伟大的业绩是将万水千山化为共同能量。”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和教训中，中国人民得出结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从2016年开始，长江治理进入新时代，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理念的转变，也不仅仅是一次生态保护的行动，而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探寻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文明新实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长江治理不仅是生态的治理、黄金水道的治理，更是文化的治理、文明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江大保护，不仅是长江生态的大保护，而且是长江文化的大保护，长江文明的大保护。（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