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塑像
江苏省兴化市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近年来,他们在对外推介时,必提“板桥故里,水浒摇篮”,因为在这片古称昭阳的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等世界知名文豪和书画家。兴化人尤其以此两位先贤为傲,并且一直在效仿。
中国人追求死后“流芳百世”,有的人只活成牌匾,被高高挂起却难以亲近。郑板桥和施耐庵,在兴化不仅是供奉的牌匾,不仅被敬仰,还很好地被传承、被模仿、被津津乐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农妇写的小说“登堂入室”
在兴化入住酒店,房间案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兴化旅游》,介绍兴化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类似的书籍,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另一本则与众不同,是小说《大沪庄》,是兴化本土的人以本土人文为背景创作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作者王玉兰仅是位高中生,毕业后,“做过农民工,玩过大船,卖过服装。年过50才开始涉猎文学写作。”
在书内页的简介上,我看到了这位乡土味浓郁的大嫂,照片中的她穿着大红的衣服,正在签名售书。简介说,她的作品在报纸和自媒体上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追捧,已出版长篇处女作《沈小菊》,《大沪庄》是其短篇小说集。
不管《大沪庄》写得如何,一位50岁才开始创作的农妇,已有两本小说问世,并能摆放到星级宾馆供人取阅,确实令人惊讶。难道这是受施耐庵的影响吗?
我有点兴奋,可兴化的朋友笑着说,“这不奇怪,前两年,有位在‘垛田黄花’风景点卖臭豆腐的农妇,也放下手里的生意,回家写小说去了。”
“你不是在说笑吧?”我有点给逗乐了。
“怎么会骗你呢?兴化的很多作家,就是农民,就是教师,就是退休职工……写作,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们并不靠写小说养家糊口。”兴化的朋友很认真地说。
在后来的访谈中,我信了,折服了。
“《大沪庄》的作者王玉兰是我高中同学。”兴化市博物馆、郑板桥纪念馆馆长陈学文说,王玉兰高考落榜后回家种田,搞过运输,开过小店,等家庭稳定了,孩子也大学毕业了,才将高中的写作兴趣捡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现在没有其他工作,只在家里办了个‘小作家培训班’,教孩子们写作。靠培训班生存,也算以文养文了。”
兴化市郑板桥纪念馆文史顾问郭保康说,2012年4月,兴化市获得“中国小说之乡”的荣誉。其后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各地作家到兴化采风,晚上吃饭时有人好奇地问:“兴化为什么能成为小说之乡?”一个兴化作家半开玩笑似的回答他:“我们在这里吃饭,兴化现在有不低于一千人,正在灯下写小说。”
说起兴化的民间文学爱好者,他们如数家珍。郭保康说,顾缸乡东旺村一个叫魏红芳的农妇,既开饭店也忙农活,业余时间就是创作,搞诗词搞绘画。在无锡打工的兴化籍老板有一个茶吧,聚到一起时,就喜欢朗诵各自创作的诗歌散文。“骨子里,他们都热爱文学。”
兴化市文联副主席汪夕禄对相关情况更熟悉:
“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兴化人顾平祥,天天写诗,写完就发给我看。刘宝山也在上海打工,喜欢写小说,出版过一部长篇,前段时间又写出长篇《水殇》,讲国共抗战的,近30万字,还没出版。很多兴化人都有文学情怀,只要闲下来,就写东西。好像不写点什么,就对不起施耐庵似的。”
“尤杰芬,文正学校的打字员,50岁左右,一直在写小说,先长篇,后短篇。她现在越来越自信,写得越来越好,创作热情很高。没人指导她,纯粹是自发。”
“王凤祥,80多岁,退休教师,退休后一直写小说,每年都会出版一到两本。写作水平一般,但热情可嘉。”
“王志红,脑瘫患者,建立一个文学网站,为兴化大部分底层写作者发表文章提供了渠道。”
汪夕禄说,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在兴化大街上随便找个人谈文学,都能谈得下去。“之前我还不相信,现在我真信了。”
兴化的朋友们唠叨着,我的脑袋也快满了。但首先,我的确相信了。
中国小说之乡
其来有自。兴化民间创作小说的热情,和获得小说之乡的称号,自然离不开施耐庵。
13世纪末,兴化东北水荡中的施家桥村,诞生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反元起义中,施耐庵曾全力支持张士诚。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回到兴化隐居,专心于《水浒传》的创作。《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施耐庵因此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
缘于先贤杰出成就,兴化成为中国长篇小说发祥地、明清小说重要基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施耐庵的学生。《西游记》的各种版本均标注有“华阳洞天主人校”,而“华阳洞天主人”正是兴化籍“状元宰相”李春芳。除三部古典名著外,明清之际兴化还涌现出一批小说创作者,其中陆西星、李清分别创作《封神演义》《明珠缘》,刘熙载则因创作《艺概》而被称作“东方黑格尔”。
陈学文说,刘熙载的孙女刘韵琴,1916年创作反对袁世凯的现代白话小说《大公子》,成为“谁是第一个写现代白话小说”的有力竞争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涌现出一大批在小说创作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群体。其中,毕飞宇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说《玉米》先后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2011年,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入围的178部作品大名单中,兴化籍作家作品占了4部,分别是毕飞宇的《推拿》、朱辉的《天知道》、梅国云的《第39天》和顾坚的《青果》。最终,毕飞宇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以来,兴化籍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已经超过100部。
兴化市的作家队伍还有大量后备力量,其中,兴化市拥有地市作协、市级作协会员300多人,省作协会员近80人,中国作协会员16人,还有更多被称为“散兵游勇”的业余写手数千人。
被称为“散兵游勇”的业余写手,兴化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发表文章的载体。比如,兴化文联的《兴化文学》、兴化市作家协会的《纯小说》、兴化诗词协会的《昭阳诗词》、兴化社科联的《兴化论坛》、兴化市政协的《兴化历史文化》、兴化市博物馆《板桥杂志》、兴化市图书馆《品读兴化》、兴化市文化馆的《水乡文艺》,兴化很多中学都有校刊,《兴化报》还有文学专版。
此外,兴化市作家协会创办的“中国乡土文学论坛”,至今已有十多年。兴化市文联举办的“兴化文学课堂”,每季度请外地专家讲课,开拓兴化写作者的视野。兴化籍作家毕飞宇,每季度在兴化举办小说沙龙,请国内著名作家为普通文学爱好者讲创作体会。兴化的广场书屋,每周都有知名作家指导学生读书,被称为“文学义工”。兴化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兴化作家作品馆”,只要公开出版的书刊,全部陈列在内。
是“根深叶茂土壤肥”?还是“肥土壤”造就“根深叶茂”?在兴化,这已经不必计较了,因为它们相辅相成。当外地人非议“中国小说之乡”的名号时,兴化市委宣传部长刘春龙总会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你们古代白话小说成就达到《水浒传》水平的,当代小说达到毕飞宇水平的,小说人口达到兴化标准的,只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兴化就不争这块牌子。”
从2011年开始,兴化市设立施耐庵文学奖,旨在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世界地位。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权威性,成为我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
“郑板桥”为何率先亮相?
尽管施耐庵影响如此之大,但兴化还是先打出了“郑板桥”这张牌。
郑板桥,原名郑燮,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清朝学者、书画家、“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乾隆元年进士,官至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郑板桥的诗、书、画,世称“三绝”。
外人所了解的郑板桥,首先也是其字画。板桥的书法,自称为“六分半书”,他以兰草画法入笔,极其潇洒自然,参以篆、隶、草、楷的字形,穷极变化,开创了书法历史的先河。
“兴化从来不缺书画家。同一时期,郑板桥并不是画得最好的。李鳝画得就比他好。”扬州八怪书画院院长董怀勇说,但是,将“诗书画”三者综合到一起,郑板桥的艺术成就最突出,所以后人将他排在“扬州八怪”首位。
郑板桥首先但不仅限于是好画家、好书法家,他还是一位好官。在兴化人心目中,施耐庵是一本书,而郑板桥则是一个立体的人,字画反倒在其次了。
郑板桥的立体体现在诸多方面。兴化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任祖镛说,郑板桥为官清廉,在外为官之时,从不卖画。不像当下某些官员喜欢“文贿”——字画不怎么样,却喜欢处处留笔墨,拿润笔费。郑板桥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之人也。”
兴化市书法院副院长邹仓霖说,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的观念,处处散发着一种世俗的情怀,和百姓贴得很近,至今深入人心。
刘春龙说,“咬定青山不放松”,体现的是一种执着和坚忍,“一枝一叶总关情”,体现的是一种民本思想,“领异标新二月花”,提倡的是一种创新……“从兴化走出的成名成家的艺术家,没人敢说不受郑板桥的影响。
董怀勇说,郑板桥一生喜画兰、竹、石,它们代表着顽强不屈、坚韧不拔、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等特性。尤其是竹子,除了坚强正直、生命力强,还寄寓了苍劲豪迈、虚心向上等精神品质,这正好与郑板桥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与其说板桥是在画竹,毋宁说他是在表白内在的思想感情。他是通过对兰竹的直接歌颂,来表白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爱憎态度。”
这显然与板桥的为人为官有很大关系。乾隆六年春,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官宦生涯。他为官力求简肃,视排衙喝道之类的礼仪为桎梏。为察看民情、访问疾苦,他常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正是他的内心独白。
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署潍县,在潍县任上七年,竟有五年发生旱蝗水灾。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招收远近饥民赴工就食,并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开厂煮粥,供妇孺耄耋充饥。同时,责令囤积居奇者迅速将积粟按通常价格卖给饥民。他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在最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
邹昌霖因擅长模仿板桥字画而被戏称“比郑板桥还郑板桥”,他说,“救灾就是救命,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微信,只有公文快马,如果层层上报,等待上级恩准开仓放粮,灾民估计都饿死了。果断决定开仓放粮,说明板桥心中首先装着老百姓,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官帽。”板桥的仕途因此受到影响,乾隆十七年,他愤然辞官,继续以诗书画为生,直到终老。
仕途受挫,并不影响郑板桥在兴化人心目中的地位,反使其形象更高大、更丰满。甚至,郑板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兴化人的生活。即便在当代,还有很多兴化人在模仿郑板桥的生活起居方式,寻求一种日常的淡泊,因为郑板桥诗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兴化人的饮食观念,和郑板桥一般提倡粗茶淡饭。兴化人更愿意模仿郑板桥的字画,因为这显得相对简单些。寻常书香门第,都喜欢挂板桥的字画。“虽是伪作,也不失其雅。”刘春龙说。
不仅如此,郑板桥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兴化人的方方面面。在兴化,随处可见以板桥命名的物件,诸如板桥中学、板桥路、板桥书画院、板桥兰花协会、板桥步行街,很多企业也愿意附庸风雅,命名板桥佳酿、板桥家宴,甚至还有板桥大闸蟹。
1993年以来,兴化市秉承“纪念板桥、宣传兴化”的宗旨,每两年举办一届郑板桥艺术节,以节为媒,唱好经贸、文化两台戏,至今已第14届。
范文正公的影子
出于对小说的偏爱,我一直奇怪兴化为什么不首先打出“施耐庵”这张名片?任祖镛表示,施耐庵只是个文学焦点,而郑板桥各方面内涵都很丰富,能阳光普照。换句话说,施耐庵打造了一个文学深度,而郑板桥则拓宽了经世的广度。
汪夕禄认为,郑板桥的人文内涵以及廉政、民本思想,和当下社会的契合度更高。因此,上世纪90年代,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社会潮流中,郑板桥借助艺术节率先“亮相”。“如果重新选择,我估计还会首先选择郑板桥。”汪夕禄表示,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重视,尤其是提出“文化自信”后,施耐庵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现在打施耐庵的牌,恰逢其时。”
施耐庵因其作品而流芳百世,郑板桥不仅因为其作品,更因其人品受后人敬仰。施耐庵的影响,更多在民间,而郑板桥的影响,不仅在民间,更在庙堂。很多人虽然写不出像《水浒传》一样的传世之作,却可以像施耐庵一样写小说。但依然有少部分人,可以效仿郑板桥那样,为官清廉,泽加于民。
郭保康说,明清两朝,兴化人到外地当官的有几十人,没有出现一位贪官。明清两朝兴化籍省部级官员最少十人,也无一人贪腐。郑板桥,则是这条清官文化链上的一个节点。而在兴化为官者,自北宋范仲淹到清代魏源,同样形成一条清官文化链,历代都有廉、能兼备的清官。
“之所以出现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清官以及以施耐庵为代表的小说家,与兴化的‘景范文化’密不可分。”郭保康肯定地说,近千年来,景范文化渗透到兴化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特别显著于吏治和教育。
兴化古为水乡泽国。从8世纪开始,兴化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便进入漫长的“治水”历史。宋天圣三年(1024年),范仲淹调任兴化知县。他来兴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水。经过五年的曲折反复,水患被遏制,此前多年水涝灾害造成的社会凋零,很快恢复生机。史传,“流民返回兴化者众。”
一个社会重新回到安定的生活秩序中,不仅意味着丰衣足食,而且意味着一种社会伦理的安稳。回到兴化的农户,由于感慕范仲淹,不少人改宗范姓。任职兴化五年,范仲淹殚精竭虑,筑海堤,兴学校,定礼俗,敦民风,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文明进化。而这以后,范仲淹的影响一直是兴化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兴化人用各种方式怀念和敬仰这位先贤,形成了独特的景范文化。
如果说,郑板桥崇拜范仲淹、模仿范仲淹还有迹可循,将施耐庵扯上范仲淹就显得有点牵强。但兴化人自会附会——范仲淹在兴化任上,在城南建了两座亭阁,取名“沧浪”和“濯缨”,并且赋诗其上,“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范仲淹以治水为契机,为兴化创造和凝聚了一种“水德”文化。施耐庵创造的不仅仅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在于从“替天行道”中体现为民立命的道德情怀。“水德”再次经过文学,化出“忠义”主题。从这个意义说,施耐庵并非横空出世,也是其来有自。
“谁说施耐庵不受范仲淹的影响?”任祖镛说,《水浒传》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正是范仲淹为民请命,皇上才命张天师“祈禳瘟疫”,也才引出后面的故事。“《水浒传》中的范仲淹,是位虚构人物。既是虚构,便可用张三李四之名,为何偏用范仲淹?……”
此说法倒也不算强词夺理。但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影响的不仅仅是兴化一县之人。后来者如郑板桥、施耐庵,自然可能受其感召,而他们的后来者,同样也在感慕郑板桥和施耐庵。就像兴化寻常人家在书房内挂上临摹的板桥字画一样,虽是伪作,亦无伤大雅。就像农妇热衷于写小说一样,即使鲜有读者,她亦自得其乐。这历史的传承,就是在这点点滴滴之中。人心向善,也是这个意思。
+1
半月谈教育App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