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环境艰苦、斗争残酷，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仍创作出大量革命歌谣，并被广为传唱。这些歌谣融入了鲜明的革命思想，早已超越一般文艺作品的范畴，成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创新。
一、革命歌谣的兴起背景
苏区时期，毛泽东曾批评红四军的宣传工作“革命歌谣简直没有”，要求“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由此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革命歌谣创作和传唱运动。当时，从省至县、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均设有教育部，其核心职能之一就是组织开展“文艺”与“艺术”活动，涵盖革命歌谣的创作与推广，从而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创作组织体系。但艰苦的战争环境与音乐创作人才的匮乏，使革命歌谣创作面临重重制约。为此，苏区文艺工作者开创性地探索出一种创作方法——旧曲填新词。在庆祝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晚会上，瑞金云集区俱乐部演唱了《竹片歌》《砍柴歌》等曲目，赢得观众热烈反响。时任中央苏区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注意到，这些曲目均采用本地流行曲调填词而成，便向李伯钊等人建议：“用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如广为传唱的《送郎当红军》，就是以瑞金民歌《十月怀胎调》的音调填词创作而成，还有部分歌谣的曲调是从苏联传入的。自此，以民歌曲调配革命内容的创作方式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苏区革命歌谣创作的基本范式。
二、革命歌谣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革命歌谣是团结人民的“粘合剂”。中央苏区系客家人聚居之地，客家人爱唱山歌，因此革命歌谣在中央苏区传播迅速，当时的男女老幼几乎人人都能唱各种革命歌谣。红军政工干部的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必须会唱歌、会教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授课前，先教学员唱《工农革命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因经常与群众同唱山歌“靠山锣鼓”，被戏称为“锣鼓之师”。红三军团成立时，彭德怀还曾领唱并指挥两万军民高唱《红军歌》。为了配合查田运动的开展，苏区军民还创编了一系列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题的歌谣。如《农民苦》中唱道：“朝晨起来做到暗，衣食都不足饱暖，苦生活何日得了？”《土地革命歌》则号召：“工农兵联合，万众同一心，除军阀杀特务土豪要尽灭，打倒国民党，消灭反动军。”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分了田地的苏区人民实现了翻身做主人的转变，满怀欣喜与感恩地唱到“共产党，为人民，打土豪，铲劣绅，帮我穷人闹翻身。”革命歌谣的广泛普及，使苏维埃运动获得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革命歌谣是教育人民的“教科书”。对于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工农群众而言，“阶级”“革命”“解放”等概念颇为抽象难懂。革命歌谣通过讲述具体的人物故事和生活场景，将这些大道理转化为可知可感的现实体验。如《当兵就要当红军》中唱道：“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将“革命”具象化为“当红军”这一实际行动，“工农来欢迎”则直接点明了红军是工人和农民自己的队伍，从而建立起强烈的阶级认同感。广大群众在传唱中，自然而然地理解了“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到底为了啥”等根本问题。革命歌谣不仅讲道理，更立规矩、树榜样。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等，将人民军队的纪律要求谱成曲、编成歌，使战士们在传唱中牢记了行为规范，老百姓在聆听中也明白了这是一支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的、为人民服务的队伍。革命歌谣教育人民的艺术在于，它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灌输，而是自内而外的情感唤醒，从群众熟悉的生活与情感出发，让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自然生成。
（三）革命歌谣是打击敌人的“匕首投枪”。红军长征后，革命歌谣的作用更加凸显。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还要应对数倍之敌的围追堵截，因此十分注重用革命歌谣激励战斗意志。像《国际歌》这样充满革命激情的旋律，行军途中就经常唱。1935年5月，当红一方面军中党龄最长的女战士蔡畅抵达泸定桥时，夺桥战斗正激烈进行。望着突击队员沿悬空铁链奋不顾身攀爬向对岸的身影，蔡畅走上桥头，带领众人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战士们纷纷响应，齐声高歌，场面非常壮观。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川西北部后，常遭敌骑兵袭扰。针对这个情况，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为了让战士们快速掌握反骑兵战术，陆定一、李伯钊将战术要领编成通俗易懂的《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迎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该歌谣推广后，部队反骑兵作战的伤亡率明显下降。
（四）革命歌谣是消灭敌人的“冲锋号”。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文化进入繁荣期。1939年3月，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延安鲁艺成立，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民歌演唱、采集、研究和出版工作，仅半年时间就收集民歌数千首，如《边区十唱》《翻身道情》等。其中最具代表的创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田汉、聂耳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吹响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血战到底的战斗号角。在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浪潮中，还诞生了由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音乐史上最具民族风格、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共八个乐章，由数百人同台演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当数百人的声音汇聚成一个音符、一声怒吼之时，其伟大与感动可想而知。毛泽东观看演出后连声夸“好”，周恩来亦特地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些革命歌谣与同时期的电影、戏剧、话剧等文艺作品，控诉了中华民族的苦难遭遇及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讴歌了不甘压迫、勇于抗争、敢于追求光明的民族品质，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号角与精神纽带。
三、革命歌谣的当代启示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党的文艺工作经历了“仿造、改造到创作”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深刻启迪。
（一）文艺创作要坚持从人民实践中汲取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音乐作品在形式上看似简单，却因紧扣革命内容、饱含人民情感而独具魅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革命歌谣的成功，充分印证着文艺创作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火热实践中获取养分，才能创作出引起广泛共鸣的精品力作。
（二）文艺创作要坚持以创新表达浸润人心。当年，革命歌谣因为坚持创新性表达，其传播广度与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同时期部分专业音乐家的创作。新时代文艺工作应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契合当代审美需求的表现形式，善于运用新的传播手段，让主流价值通过更富感染力的方式深入人心。
（三）文艺创作要坚持在主动作为中巩固阵地。长期以来，我党始终将文艺战线视为必争必守的前沿，新时代更应强化阵地意识，通过主动设置议题、创新话语体系，以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革命歌谣将党的初心使命、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通过艺术化方式具象呈现，使其可感可知、入脑入心，为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我们要继承发扬这一宝贵传统，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文艺的力量。 （瑞金市委党建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 宋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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