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美欧经贸科技联手的风险

胡子南

在美国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并实施打压政策的背景下，作为地缘政治重要一极的欧盟是否接受美国主张，将会对中美竞争产生重大影响。美欧经贸科技政策的靠近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访问欧洲期间，美欧宣布组建高级别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未来TTC将推动美欧在经贸和科技政策上针对中国协调竞争和监管机制，特别是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外国政府补贴审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及美欧市场招投标等领域。对此，中国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对美欧遏制围堵行为予以区别反制，同时继续加大同欧盟的合作，阻止TTC坐实。

6 月15 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美欧峰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构建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政策工具箱

欧盟2020年12月发布《应对全球变革下的欧美新议程》，提出联合美国组建TTC。2021年6月举行的美欧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题为“迈向新的跨大西洋关系”，其中就包括宣布组建TTC并成立“共同技术竞争政策对话”机制。此时，美欧组建TTC的目的已经变成两个：一是解决美欧经贸争端;二是制衡和围堵中国。

因此，该声明确定美欧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合作：加强在技术、数字、网络和供应链等方面的全球合作;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进行合作;促进监管政策法规和执法实践合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监管标准趋同;推动美欧公司加快创新并保持在全球领导地位;寻求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进行合作，促进数字治理的民主模式。

声明还对组建TTC做了细化安排，包括成立10个专项工作组，搭建政策对话机制。

9月29日，TTC举行首次会议并发布美欧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捍卫“民主价值观”并深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次强调将在技术标准、技术安全和竞争力、供应链安全、威胁安全和人权、投资筛选监管以及全球贸易等领域合作应对所谓“挑战”。由此可见，美欧正在试图合作共同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全方位经贸科技政策工具箱。

10 月19 日， 英国伦敦举行2021 年全球投资峰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出席，宣布近百亿英镑新能源投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组建贸易和技术联盟

组建TTC说明欧盟在对华经贸科技政策上正向美国靠拢，这会进一步压缩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并限制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美欧加强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合作。其目的是通过兼容新技术以及掌控新标准，维持美欧在高端科技上的垄断地位。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信息通信以及其他新兴科技领域，如若美欧掌握国际标准制定权，中资企业将不得不按照美欧制定的标准行事，中国科技企业只能停留在国际分工产业链条的末端和附属地位。

二是美欧未来极可能推动监管政策进一步趋同。这将为美欧在两用产品出口管制、反垄断审查、外国补贴审查、国际采购以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等领域对华采用统一监管提供可能。如果欧盟政策持续美国化，欧洲将继续对华收紧监管政策法规。这实质上是变相扩大了美国“长臂管辖”范围，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的发展空间。

三是借组建TTC打造由美国控制的全球产业链体系。美国拉拢欧洲，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云计算等战略新兴产业中打造产业链体系，势必造成中国同美欧部分脱钩。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关键技术仍受制于美欧的半导体和高端机床将受到更强烈冲击，在短时间内拉大中国同美欧科技实力的差距。

四是美欧未来极有可能拉拢一些国家加入围堵中国的阵营中。TTC为这种阵营化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这些国家可能不愿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国，但是如若扩大TTC，便可掩护它们直面中国反制、增加同中国谈判的筹码。它们由此可能会接受美国挟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观望态度，做出不利于中国的选择。

如意算盘不好打

美欧力图在解决双方矛盾的同时，共同维护发达国家在新的技术形态和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在客观条件面前，这种图谋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一方面，中欧拥有极其紧密的经贸关系。2021年中国保持了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欧盟也会顾虑同美国组建“全方位”制华联盟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所以，中国应坚定信心和战略定力，继续争取欧盟在中美博弈中尽可能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美欧要解决双边矛盾也并非易事。当前，美欧航空补贴争端只是5年内暂时休战，“北溪-2”天然气管道问题尚处于僵持阶段，欧盟对美国滥用“长臂管辖”限制欧洲企业同伊朗往来更是无法容忍。最重要的是，德法力图摆脱束缚，实现欧洲的“经济主权”和“科技主权”。

所以，TTC实施前景如何尚待进一步观察。TTC强调尊重美欧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管辖权，为中国击破联合围堵提供了可能。

精准反制与强化合作齐头并进

在应对层面，中国既要对欧洲参与遏制围堵中国的行为进行精准反制，也要在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同欧盟合作，阻止TTC坐实。

一方面，要练好内功，细化《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惩罚条款，搭建并不断完善中资企业海外权益保护的法律机制。

另一方面，要适时出击，研究美欧对华不公平行为，评估个人和实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施精准反制。未来不仅仅制裁危害双边关系的个人和实体，还要对与其有经济往来的企业进行惩罚，尤其要让欧盟认识到盲目追随美国必然付出代价，得不偿失。

基于美欧收紧监管法规，要进行追踪反制。例如，针对欧盟的外国补贴监管机制推出中国版的补贴审查法规，择机调查在华欧洲企业是否存在扭曲市场行为。

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坚持对美国互联网巨头进行更严格规范并征收数字税。中国可就该问题与欧盟协商推动形成国际标准。

在气候变化领域，中欧一直坚持对《巴黎协定》脱碳目标的承诺，但是美国内部对此意见并不统一和连贯。基于此，可就中欧间的碳关税标准以及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行互认合作谈判。

最后，要支持欧盟推动“经济主权”和“科技主权”，利用关键领域合作来影响欧盟决策。(作者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