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全球化新内涵

钟飞腾

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化如今正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人们对全球化的前景产生了悲观预测。另一方面，每次重大危机，也是产生重大创新的契机。全球化在全球层面虽已局部倒退，但呈现出新的面貌。作为率先控制住疫情和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在新型全球化中也将发挥新的重要作用。

价值链贸易加速区域内融合

在疫情冲击下，以贸易占GDP比重衡量的全球化水平的确下降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改变这种衡量标准，那么全球化就有了新的内涵。

短距离贸易的重要性上升。虽然事实上企业与不同距离国家的贸易获益都一样，付出的成本会很不一样。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距离越长，企业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更多。今后，在计算各个区域贸易的重要性时，也应适当提升短距离贸易的权重。如果增加距离因素，虽然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地区贸易额有所增长并且权重增加，事实上也可以改变贸易占经济总量的比重。

贸易的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在全球化时代，通过海关计算的贸易额，存在着大量重复计算中间品的问题，这导致贸易额持续增长，甚至远远超过GDP的增速。推动贸易增长的主要是价值链贸易，那么在中间品贸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贸易会超常规发展。疫情对特殊产品，如医药、口罩等防护设备的强烈需求，改变了贸易的结构，全球都将适应医疗行业的新型分工秩序。

以价值链贸易为基础的贸易进一步推动贸易区域化。疫情冲击下，邻国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不同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出现了与全球化态势不同的贸易区域化。2020年，东盟超越美国和欧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越南双边贸易额远远超过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额，这说明地理距离临近的国家在适应价值链重构中的能力。

价值链贸易增强了企业间的粘性。企业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期待，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地区内生产网络的依赖和信任基础之上的，疫情强化了企业对彼此命运相互依赖的认知。

数字经济时代新动态

以居家办公和居家交往为核心的新经济活动助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更加重视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数字鸿沟更加凸显，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形势需要，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衡。居家办公以及生活，至少需要能够联网的硬件设施，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难以在短期内满足这种要求。更加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通过互联网就能在家办公和生活的群体，不仅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且通常属于一个社会中的高收入群体。联合国报告显示，疫情给全球最脆弱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20亿人尤其面临着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的风险。

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年龄范围被重新定义。通常，人们将15~64岁之间的人群定义为劳动力，并计算抚养比来预测一国的发展潜力。在疫情影响下，数字经济催生了网红经济，年龄已经不是限制人口生产和消费能力的障碍。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在疫情期间，消费者的数字消费额翻了一番，这主要得益于所谓的“Z世代”，即我们常说的00后。随着新的一代人登上全球经济舞台，我们需要改变计算一国加入国际经贸互动的人口要素。

中国引领作用凸显

全球供应链出现了重新本土化的态势，缩短了洲际性的贸易。由于美国等传统上引领全球化发展的发达国家遭受疫情重创，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领新型全球化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同时拥有消费和生产能力的国家更容易摆脱疫情影响，疫情控制得好的国家通常具备更强大的贸易能力。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中国出口强劲复苏，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肯定会大幅上升，这首先得益于中国工业的快速复苏，也归功于中国政府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

中国的经验表明，跨国公司将生产转回本土不一定有助于提升供应链弹性，更为关键的是转向更加安全可靠的生产地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认为，增强供应链弹性不能只是通过转向国内来实现，加强供应链的多样性，侧重于地区层面合作性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

中国与亚太14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从侧面印证了区域内经贸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样有助于各方共同抵御重大风险。这一制度安排也凸显出，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对后疫情时代东亚各国经济恢复至关重要。

在重大危机时刻，中国更要发挥贸易强国的作用。价值链贸易牵涉众多利益相关方，因而可以减少单纯来自一方的贸易保护影响。后疫情时代，各国将更加聚焦于在危机时刻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性。这样一种观念转变，对于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的作用仍很积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