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柱
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地区一体化催生诸多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种传统的区域主义,对全球经济融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实施以技术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新区域合作政策,目的是确保在相对可控的市场空间内维护其技术和产业竞争地位。这种新区域合作对其他大国而言具有显著的对抗性,其所代表的新区域主义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对全球化进程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1 月14 日,白俄罗斯电信公司宣布,其与华为公司合作在中白工业园开展的5G 应用测试成功结束
新区域主义具有排他性
与传统区域合作相比,新区域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动力机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有别于以实现国际分工效率和共同安全为目标的传统区域化模式,新区域主义通常是应对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国家之间的联合,其合作领域更具有全方位和多元性特征。
新区域主义是一国保护主义超越本国国界的表现形式,或是区域内国家出于共同需求实施的一种区域排他机制。技术产业化须以一定的规模化应用和市场保护为支撑,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能够打破生产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发展困局,解决投入产出的成本平衡问题。而市场规模效应的有效发挥需要推动市场空间的整合,大国主导的政治制度合作是实现区域市场拓展和规模经济的重要路径。
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2018年带有“毒丸条款”的美墨加协定,再到英国推出的泛区域合作计划“民主合作伙伴俱乐部”(D10),都是新区域主义的代表。
D10倡议由七国集团加上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组成,成员国在俱乐部内进行相应技术合作,对外实施严格的技术保护。这是一个充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尽管尚处于构想阶段,但很可能推动这些国家做出相应政策调整。目前,D10仅计划在5G通信技术领域排斥中国,但未来或将拓展至更广的技术应用领域。
全球化格局深刻调整
区域化与全球化向来是一组辩证关系,二者并行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交叉替换的钟摆关系。区域化一旦成为一种政治化手段,全球化发展的轨道和路径将发生重大变化。
作为上一轮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引领者,美国国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并采取了保守主义政策,其原因在于本国的核心技术和产业竞争力出现相对衰落。美国的政策调整不仅削弱了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其敌视性的保护主义行为,还诱发了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制。
当前,全球技术发展格局是在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技术分工体系。美国在技术领域的过度保护特别是对华技术封锁,会推动中美技术研发的割裂,最终导致两国技术发展出现脱钩。
短期内,中国技术发展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既有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国际科研合作体系,但随着中国塑造外部经济空间的能力不断增强,相关技术应用的市场空间和规模将进一步拓展。改变既有国际技术格局,新的全球经济和生产空间格局也将随之形成。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增长将推动形成中国主导的区域性或领域性技术分工网络,以应对外部可能的技术保护甚至封锁。
应对新区域主义挑战
在新区域主义趋势影响下,大国企业参与世界分工不再是纯粹的市场问题,产业链和经济安全亦是影响大国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面对西方国家长期在技术领域的敌视政策,中国需要从自身发展改革和对外经济合作角度,重新考虑开放型经济政策的设计初衷和国内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新区域主义割裂全球产业链,阻碍全球化发展进程,而“一带一路”需要塑造稳定的产业链体系,以阻止既有全球化的断裂。同时,高质量发展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有效驱动,而技术的成长依赖有效市场空间作为基础。因此,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东南亚、亚欧内陆和基础设施联通便利的发达国家间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第一,东南亚应成为中国国内市场产业链拓展的前沿区域。东南亚地区以中小规模经济体为主,经济合作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借助日益健全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电子商务渠道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更易于形成复合多元的产业体系。
第二,包括中东欧和中亚在内的亚欧内陆地区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随着亚欧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尤其是铁路网络健全,区域内运输的成本优势逐步体现,产业空间日益广阔。越来越多中资企业在中东欧布局,中国与亚欧大陆腹地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三,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泛区域合作应被赋予更丰富的发展内涵。长期以来,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伙伴。未来中国与欧洲、日本、新加坡的合作将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比如,中欧合作的政治敏感性显著低于中美,相关成员国在双边合作层面亦会采取更加务实的举措。应发挥这些优势,构建一个有效整合的欧亚区域市场,引导区域合作向着健康、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金融贸易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