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次大规模刺激，日本经济咋样

刘军红  

综观全球，疫情在日本扩散相对缓慢、平稳，但日本经济降幅不亚于美欧。为提振经济，2020年以来日本政府3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总规模超过303万亿日元。经济刺激力度如此之大，日本经济是否恢复了活力?

1月25日数据显示，日本首都圈新房价格逼近30年来最高位

寄居世界市场，难逃疫情拖累

时隔56年，日本又赢得主办奥运的机会，希望借此摆脱“失去的30年”。然而，疫情不期而至，安倍政府被迫推迟东京奥运会，日本经济复兴梦扑朔迷离。

为推进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但“安倍经济学”并未改变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体制和“出口拉动，投资跟进，消费托底”三段式增长模式。依赖世界经济，寄居于世界市场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全球疫情导致全球生产和消费同时塌方，供给与需求全面紧缩，日本贸易备受重击，经济大幅下降。

此次疫情冲击美国航空和汽车业，日本对美汽车及其零部件、轮胎等出口得不到恢复。对美出口下滑拖累日本经济复苏节奏。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结构

日本人口老龄化使得经济增长结构巨变，昔日基础设施、制造业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呈现基础设施饱和、经济增长成熟化、经济活动服务化、制造业对外转移、国内产业数字化特征。

鉴于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力不足，日本经济又形成了供给方制约结构。其结果是，政府公共项目难以落实，经济对策有名无实，财政资金花不出去，产业关联效果难以形成。

内需不足难撑经济增长

“安倍经济学”加剧日本收入结构扭曲，中间阶层萎缩，贫富差距拉大，内需结构难撑经济增长。

安倍任内，消费税率从5%提到10%，抑制了个人消费。日本个人消费占GDP六成以上，相对稳定，但鉴于人口减少，难成GDP增量。安倍政府曾两次提高消费税率5个百分点，严重抑制了个人消费。内需不起，安倍经济学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央行撒钱，“国家债务”转为“货币”，徒增央行资产。企业没有投资项目和预期收益，仍不会增加银行借款。银行只好将大量货币回流给央行，结果，量化宽松资金在央行和商行间自循环，未能渗透到实体经济，股价虚涨、债市横流，长期国债收益率逼近负值。金融政策不根植于实体经济，很难创造需求，也难产生助增长效用。

由此看，“安倍经济学”下的日本经济刺激计划未能根据内外环境变化提出重振经济的方略，而是给出了大金融资本、大产业资本利益优先的政策组合。安倍政府的税制改革实则是对企业减税、对个人增税的戏法。法人减税支持了大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消费增税又抑制了广大低收入者的福祉提升，个人消费持续负增长。

经济负增长局面难转

2020年12月8日，日本最近一次大规模刺激计划，规模约为73万亿日元，但其70%的项目为未来五到十年的中长期项目，尤其以数字化、脱碳化为重点，折射了菅义伟政府的未来打算，而非积极有效的疫情应对措施。

疫情不去，日本经济的增长环境难以改善，受疫情与中美贸易摩擦、日韩关系恶化，以及美国大选、保护主义加码、英国“脱欧”、欧洲市场分化等多元影响，地区产业链、全球供应链阻滞，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缩小”。

国内消费、企业投资、住宅投资减少，僵尸企业增加，负面因素叠加，注定了日本经济负增长局面。(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