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谈互惠准入：日澳加速捆绑

谢若初 吕耀东  

2020年11月17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会谈。在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两国领导人宣布已在原则上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达成一致。种种迹象表明，战略趋同已成为近来日澳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2月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高波”号驱逐舰离开横须贺海军基地

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既在大方向上和美国印太地区战略保持同步、持续“借船出航”，又积极寻求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拓宽自主战略空间，是日澳两国的共同目标。两国不仅在经贸合作、加强同南太平洋岛国关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问题上有相似利益，而且自2007年以来，更是在以防务合作为代表的安全领域不断按照“准同盟”标准统一步调。

《互惠准入协定》是日本自1960年签署《日美地位协定》后的首份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军事存在的协定，也使得澳大利亚或将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仅次于美国与日本有共同防务的国家。

就日本而言， 谋求与澳大利亚签署上述条约，主要动因在于该协定有利于拓展自卫队海外派遣机制，继而为实质性突破“和平宪法”、发展武装力量创造条件。以该协定为依据，日澳两国武装力量可以在对方领土上围绕军事、防灾等事项进行训练、演习甚至驻扎。

至于澳大利亚，远居大洋洲的地理位置决定其若想通过涉足东北亚、西太平洋地区事务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须以域内国家为跳板。原本就对美国地区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的澳大利亚，进一步加快了在上述地区寻找战略抓手并与之加强军事合作的步伐。

澳洲小酒企期待中国大市场。图为澳大利亚红酒 白雪飞 摄

问题尚存，悬念犹在

尽管日澳两国官方释放出推动《互惠准入协定》签订的积极信号，但无法掩盖两国围绕该协议存在分歧的事实。

造成两国无法最终签署该协定的主要分歧来自司法层面，两国法律在死刑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异。澳大利亚已于1972年废除死刑，日本仍保留这一刑罚。这就意味着未来进入日本的澳军士兵有可能因公务外的罪行被判处死刑。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澳方希望确保其军事人员在日本可以免于死刑，但日方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拒绝这一要求，显然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战后同美国处理相关问题的历史教训。根据《日美地位协定》规定，美军拥有对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所产生犯罪行为的优先审判权;日方则拥有对美军及军属在执行公务之外犯罪行为的优先审判权。事实上，日方仅剩的这一部分权力也早在两国于1953年10月达成的“审判权放弃密约”中丧失殆尽。可以说，因驻日美军基地周边治安乱象而引发的上到美日两国间矛盾、下到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间的龃龉，都与由《日美地位协定》所决定的日本对美军事从属关系密切相关。

此外，日澳两国国内的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惠准入协定》能否最终签署。在日本，关于《互惠准入协定》是否违反“和平宪法”颇具争议。自卫队人员及武器装备进入其他国家，是否受到“和平宪法”限制?如何在外交、司法等层面落实具体条款?日本是否会因此增加战争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自民党在形成党内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同联合执政党派以及日本国民进行协调与解释。澳大利亚方面，若冒着进一步激化同中国矛盾的风险，允许与曾经的侵略者颇具渊源的日本自卫队在本国国土展开活动，很可能会招致民众反对。

政经分离，联手遏华

在此次日澳首脑联合声明中，两国不仅通过对“与美国紧密合作的重要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东盟印太展望”及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强调对中国含沙射影，还明目张胆地对东海、南海、香港等问题妄加评论，粗暴干涉。若结合此前日澳两国与美印共同高调举行2020“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日本积极谋求加入“五眼联盟”、莫里森在同拜登的电话会谈中表示希望能一道对中国采取更加坚定的态度等举动，日澳两国在成为遏华“急先锋”的道路上可谓争先恐后。

但在近期同中国的双边互动层面，尤其是经贸互动中，日澳两国展现出的是另一副面孔。2020年11月25日，菅义伟在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时，强调其高度重视日中关系，愿同中方增进互信，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莫里森则在2020年11月23日的演讲中对华“画风突变”，不光否认澳大利亚的行动是“试图遏制中国的战略行动”的一部分，甚至还对中国的脱贫工作大加赞赏。

造成日澳两国对华采取双面姿态的主因，在于其无法承受彻底同中国交恶而带来的经贸损失。中日经贸关系一向被誉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国作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日企驻在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澳大利亚方面，以2019年数据为例，虽然日本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无论是1128亿澳元的贸易总额，还是9.5%的占比，均无法同中国相提并论。

综上，基于自身安全、经贸等领域利益考量，日澳两国不约而同地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政经分离”路线。即在政治、安全等领域携手美国对华施压，遏制中国，又在经贸领域保持、扩大同中国的合作，攫取发展红利。不过，这样的路线对于包括中日、中澳关系在内的双、多边关系发展，均贻害甚远。亚太地区若想实现和平与发展，进而走向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正确理念感召，更需要各国的政治诚信。(作者单位分别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