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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唯恐边缘化驱动的澳大利亚

2020-11-10 10:40
来源:半月谈网

   许善品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中澳关系长期行进在正常轨道上,为两国交流与发展提供了良好氛围。但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对华态度骤然变化,不断炒作涉华负面舆论,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对地区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6月10日,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管罗德·坎贝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污蔑中国不利于应对疫情 岳东兴/摄

心态与政策双重失衡

中澳两国距离遥远且贸易结构高度互补。从冷战结束到2016年,享受“安全距离”与“和平红利”的澳大利亚,对中国发展保持平和心态,对华政策也以追求战略平衡为目标,在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澳中伙伴关系与澳美军事同盟、对华外交强硬保守与务实理性等方面维持总体平衡。同时,澳大利亚尽量避免激怒或挑衅中国。例如,2007年日本大肆游说亚太国家、推销“四边对华机制”时,澳大利亚反应冷淡。在这一背景下,中澳关系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2016年之后,澳大利亚对华战略疑惧逐渐增加,对华政策迅速由平衡滑向失衡,由“对冲”走向“选边”,由“合作与制衡兼备”走向“竞争与对抗为主”,地缘政治考量压倒地缘经济考量,强硬保守超越务实理性。澳大利亚政客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干涉论”“中国渗透论”“债务陷阱论”,将中澳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政治化、污名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指责和非难呈不断上升趋势,俨然成为西方世界乃至国际社会对华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结果是中澳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且在短期内难以看到复苏前景,未来不排除急转直下的可能。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加大了对美战略追随力度,对美国亦步亦趋。澳美同盟升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

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

澳大利亚对华心态与政策的双重失衡,首先源于其自身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偏差。2016年之后,伴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转型,澳大利亚日益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安全挑战。一些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加速了大国权力转移的进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将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视为自身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因此对美国亚太霸权的削弱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内在焦虑感与日俱增。一些澳大利亚政客认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威胁澳大利亚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而且威胁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安全。更有甚者,一些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日益危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其次,受西方民粹主义逆流影响,澳大利亚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不断抬头,他们在外交层面对中国的排斥、疑惧心理不断上升。在澳大利亚政坛上,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组建联合政府都离不开右翼政党的支持,一些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党便成为两大党竞相拉拢的对象。为此,部分政客有意激化对华关系,煽动对华敌意,来达到捞取政治资本、巩固执政地位的目的,而这反过来又助推澳民众对华友好程度急剧下降,反华情绪不断上升。

再次,一些澳大利亚政客唯恐被美国边缘化,将反华作为向美国表现其战略忠诚和战略价值的重要手段。澳美同盟本是一个松散的安全协议,并不针对明确的安全对象,也没有明确的安全互助条款和执行机构。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依赖程度无疑高于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对澳大利亚有意无意的忽视,让一些澳大利亚人如坐针毡。他们担心澳大利亚在美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会继续下滑,更担心澳美同盟未来会趋于弱化。因此,一些澳大利亚政客不仅主张加大对澳美同盟的战略投入以维持美国的安全承诺,而且表现出愿意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向美国“献殷勤”。

双管齐下避免中澳关系继续恶化

作为人口规模和军事规模相对有限且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外向型国家,澳大利亚对国际秩序和地区环境的关注可以理解。中国和澳大利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国际秩序持不同看法也不足为奇。但是,如果澳大利亚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战略误判的基础之上,那么无论对于澳大利亚还是亚太地区而言,都不是什么好兆头。面对澳大利亚当前的对华政策,中国需要双管齐下,积极引导中澳关系向着好的方面转化。

一方面,要保持开放合作的姿态,增进中澳双边和多边合作。在双边领域,努力维护中澳经贸联系,积极扩大利益交汇点,比如积极促进与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和南太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正面回应澳大利亚正当合理的安全需求。在多边领域,中澳有必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加强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方面的沟通交流,拓展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捍卫自由贸易、促进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的合作。中澳还应在防止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构建包容性亚太安全秩序方面交换意见、增进共识,以降低亚太地区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要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必要的战略反制措施,增加澳方参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成本,使澳大利亚意识到对华交恶只会得不偿失、适得其反,以此削弱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决策基础。

客观来说,未来澳大利亚对华外交能否重回平衡、中澳关系能否重回正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方能否放弃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的错误做法。但是,中国仍然需要主动作为,尽最大努力避免中澳关系不断恶化,以最大可能避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持续危害中国周边环境。(作者系湘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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