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西方价值观排异所左右

陆丹

今天，因为新冠疫情而暴露的西方对中国的排斥，既非偶然的一时发泄，也非随机的个别策划或有组织的整体动员，而是藏着深刻的西方社会背景。

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领袖布永的戈弗雷雕像（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如果我们理解基督教教化下的西方在中国无论贫弱与富裕的不同阶段皆难掩饰其傲慢，如果我们理解西方对不断成长起来的中国越来越不愿接纳，如果我们理解西方对发展壮大的中国越来越没有耐心和越来越愤怒的态度，就很难不去追问，西方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对“他者”的排异基础?

西方社会排异的“幽灵”再次复活

什么是西方社会背景?过去百年，中国人比较熟悉和相信希腊文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理性精神、自由平等民主等，这些在中国现代化启蒙进程中的确催生了想象力，西方自身也的确受益于此并领先现代化。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补一课：我们需要了解和正确解读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存在“西方中心”“西方样板”“西方优先”的政治集体有意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

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在不同地方诞生的许多社会，大都天然对其他社会恐惧，进而通过不断加强内部的社会支持而强化团结对外的力量，其过程难免不发生对外部社会的排斥而相互具有攻击性，这是人性的一种弱点，也是人类结成社会以来的弱点之一。小社会和简单社会如此，巨型和复杂社会也难幸免。制造相互攻讦的核心理由不外乎资源侵犯和信仰挑战。

基督教社会对其他外部社会视“他者”即“异端”的价值观根深蒂固。西方社会排异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其实一直都存在。现在看来，这种基础并没有随着西方的科学革命、现代化的发达而消亡。这种对他者排异的集体无意识曾被西方现代思想界不断反思和批判，但正由于已经进入价值体系、集体无意识以至于构成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就容易被一些势力利用。

现在掀起的对中国的排斥风，只是西方社会排异幽灵的“再次复活”。西方集体形成一种聚合力量挤压中国，只是暂时，还不能判断这种一边倒的聚合力量会多大和多久。直接诱因是美国、西方内部政治利益重新分配的一种新借口，而能够刺激起西方社会内部不小响应的原因，则是西方社会因为自身竞争力不再全面大幅领先、比较容易接受外部原因的解释而已。

以价值观差异为工具是一种恶性竞争

近年来，明确无误的一个趋势是，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暴发，让人担心中美乃至中西关系可能渐行渐远。越过历史、文化、制度、现代化进程水平等差异的诸多既有视角，当与中西思维方式的传统差异在特殊历史阶段或节点易于爆发直接相关。

中国传统因为儒学教化，主流社会、正式组织等习惯于“以义取人”的思维方式，合则聚，不合则散。西方传统因为基督教教化，教区社会以及后来经过社会运动洗礼的社区社会和正式组织则习惯于“以信(仰)取人”的思维方式，同一个信仰的怎么弄都行，反之疏远。

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会有社会内部的“远小人”之说，有以义之名的政治斗争，但极少发生全社会进行以义取人的思维方式指导下的社会清洗。而基督教社会则不然，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以信仰之名的宗教清洗、宗教排异和宗教战争。直到近年，西方社会还流行以反恐之名而发动的大大小小对伊斯兰的排斥，而且冠以“文明冲突”之名，妄图取得社会表述的合法性立场。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这些年，中国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增大到西方不能随意左右的地步，在这个中西可能发生并行的历史节点，一直试图“同化中国”的美国，作为“带头大哥”，他必然以西方价值观为名，刺激整个西方社会捍卫既有利益格局。

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冲突风险加剧。正如哈贝马斯等一批哲学和社会学家所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交往沟通依然是难题，而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大大增加了中西彼此交往沟通的成本和风险。

尽管“以义取人”和“以信(仰)取人”两种思维方式都根植于历史上两个不同文明发展轨道中形成的特定价值取向，在今天看来，都有思维方式简单的嫌疑，但相较而言，“以义取人”更少强制性及侵略性，而“以信(仰)取人”则非常容易转换为意识形态间的斗争。

造成中西鸿沟的原因，绝不止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背后是文化的差异，而文化绝不仅以“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作为主要标尺进行衡量。

需要认清，中西不同文化背后是中西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这是文化的人类学意义，即文化没有好坏与高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至今仍然愿意保留的传统。这是国际社会面对文化差异特别需要相互尊重的理由，也应该是那些试图祛除文化相互尊重原则者的“原罪”。

西方社会并不会普遍自觉以思维方式差异进行挑战，但思维方式差异的客观存在，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通过不同价值观偏好制造出他者即“异端”;西方社会也不会普遍自觉以文化差异挑战，但文化差异容易被利用煽动其对他者的“情感排斥”;西方的一些政治力量不会公开以自身私利为由挑战中国，而会以莫须有的“中国威胁”挑唆诱发西方社会内部的“紧张与恐惧”，从而达到刺激内部团结以对付中国的目的。

在所有上述一切的背后并连接上述各自要素力量的，是西方以中西政治价值观差异即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国家制度作为工具，来动员起西方社会更多更大的集体恐惧，进而集体仇视、排异中国(与中国脱钩)的力量。这种方式虽然并无新意，但考虑到西方历史上各种“污名化”运动曾经有很大的社会动员力，对外“杀伤力”巨大，值得警惕，需要非传统和非单一的对策。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志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不能在“强国影视俱乐部”里跑龙套了

当今的世界格局是三五百年间欧化和西化演变的结果，尤其是“战后利益分配”影响深刻。国际间形成了一种状态，可比喻为“影视圈”里的世界格局。

在“圈”里，编剧、制片人、导演、主演都是西方(比如七国集团);全球一体化中的其他国家多数是看客，购票多的看客享受“票友”待遇，还有一些国家有机会加入剧务、赞助商等。

长期以来，中国既不是这个强国影视俱乐部的主导者，也不是其中的利益合理分享者，然而，有着最大受众群体的中国，已经是维系这个“影视世界格局”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圈内各方角色，都希望中国一边能贡献着巨大票房，另一边要安心地只跑跑龙套。

一旦中国想敲开编剧和制片人的门，试着讨论一些新创意、新制作、新投资、新分工，“影视世界格局”就感觉严重不舒服，整个人都不好了。

为维持原有影视格局秩序，西方各路人马同心协力，各显神通：制片人会通过经济手段，编剧通过文化手段(比如以政治经济军事巨头为主的主流社会)，导演通过技术手段(比如西方一些政治家，政治化的科学家)，影评人通过价值观手段(比如西方某些媒体)，演员通过名人影响力手段(比如西方包括智库在内的某类专家学者)，剧场各地保安通过联防联控威胁阻吓手段(比如北约、五眼联盟)，纷纷上场，不惜一搏，以确保原有职场生态，其过程甚至不惜自毁“影视基地”标榜已久的价值观。

西方不愿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但中国需要一个可以合作的西方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各个阶段，其实西方一直抓住这张价值观差异的排异中国牌不放，认为就这个管用。西方污名化中国有成熟的体系和成熟的话语方式，包括改革开放初期这代人读的书，批判旧世界和理性觉醒的路径方式，包括媒体和现代年轻读书人的价值取向领域(吃穿住行质量，公共性水平，法治方式，表达意见的轻松，隐私等私人领域可保护性)，似乎最容易被攻击。

的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心中有个发展目标，有个发展参照系，有自己对显而易见的文化传统和治理办法与经验的短板等改革愿望——事实上这些需要改革，也可以改革，不会对捍卫体制伤筋动骨，反而会强筋健骨。

事实上，中国年轻一代越来越集体自信，这是中国越来越向好的人心优势。这种优势是难以仅靠“污名化”就能击败的。

中国不会放弃自己是谁和可以是谁。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依然是中国这个时代的实力之一。但是，为要学习西方先进而按照西方政治愿意的建设目标、发展标准、路线图与时间表以及相应的经济“全球经济配额”“影视世界格局”配角来定位自己，中国做不到。原因是：

一，中国可能永远被置于二三流国家。二，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国际交流中会继续吃亏，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三，中国会缺少更多的自主权，拉大新中国立国目标和改革开放的原点的距离。随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国历史传统周期性集体记忆会被一再唤醒：只要太平和繁荣，就要“重回强大”。所以，谁都不愿意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

重新认识向他者学习什么?我们今天在继续保持和坚持开放、学习他者时，需要补充一个视角：别人发生过的谬误值得全人类汲取教训，但我们也不必事事都张冠李戴地跟着自愧弗如。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宗教排异和宗教战争带来的巨大自我伤害，也就没有必要为难自己，没有必要再重蹈一次宗教禁锢的黑暗经历和宗教迫害的残酷过程。

中国文化决定中国社会不太接受经常性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社会进步方式。就如同这次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只有以人为本的救治和保障措施，才能契合中国社会基于家庭重要性的自我保全传统，才是“唯一正确的中国方式”。为“集体免疫”而在所难免牺牲一部分弱者的途径，一定不被中国社会接受。

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已不是单向度的学习与输入，还需要中西相互尊重的相互学习与彼此输入输出相当。当然，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而只会输出别人需要的产品，中国愿意做全球需求的供应商。西方为今天的“影视世界格局”的确花了不小的力气和成本，中国无意改变这个格局，中国可以做这个格局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中国也可以通过市场方式交流合作创作新内容新方式的影视作品。虽然“影视世界格局”是一个生态，但不是一块铁板，毕竟影视格局获益最多的是美国制片人，西方其他人也许对新合作的获益比例也感兴趣。

面对可能会一阵紧一阵的西方对中国血拼经济、技术、教育以及相应的脱钩图谋，相信中国会以有过长时段历史经验的大国从容，以太极立稳下盘和你急我不急的方式化解，中国会鼓励全社会对外开放和合作，开放的大门开了就关不上，受欢迎的国际合作与不乐意的国际合作不重要，合作成功才重要。

西方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但中国需要一个可以合作的西方。“影视世界格局”可以继续，中国会上演巡演受国内和早晚受国际喜欢的作品。这不是现时“影视世界格局”决定的，而是“影视世界”的市场决定的。(作者系三亚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