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战争”形态出现

左希迎

二战结束后，国家间战争频率大幅降低，大国之间鲜有大规模冲突。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非常规战争频率大幅上升。

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的最新统计，作为非常规战争的核心形态，国内战争的数量在二战后占据绝对优势。非常规战争的作战方式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四点变化：战争形态越来越不清晰、战争胜负之分变得模糊、战争变得越来越扁平化以及战争伦理受到侵蚀。战争形态的演变将如何影响国际安全，备受瞩目。

美国空军发布的RQ-4“全球鹰”无人机

大国竞争并未削弱非常规战争威胁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大国竞争重新回归，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各大国也重新将战略资源聚焦于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冲突。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家行为体相对于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的优势在递增。比如技术领先的大国能够监视、阻断对手的通信从而抢占先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是非国家行为体难以企及的。高科技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国，非国家行为体在技术竞争上处于绝对劣势。在非常规战争中，由于具有技术优势，大国在攻防上往往占据优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非国家行为体处于全面劣势。相反，国家行为体在战争中同样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在组织和技术上，国家行为体的社会一般是开放而多元的，在面对非国家行为体时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对军队而言，一味追求新技术会引导人们沉迷于技术，进而形成技术依赖。高科技武器和通信系统存在脆弱性，一旦在战场上失灵，将引发巨大的后果。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赋予国家优势的同时，也为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宣传和动员进而扭转不利局面提供了可能。面对烈度小、频率高的非常规战争，大国并没有找到成熟的应对手段。“9·11”事件之后，美国与非国家行为体进行了近20年战争，以政治标准来看，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陷入了失败泥潭。

此外，考虑到限制国家间战争尤其是大国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核武器和国际规范仍在限制战争动机、经济繁荣和技术发展仍在提高战争成本，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大国竞争和非常规战争将同时存在。在大国竞争之外的边缘地带，非常规战争仍将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战争形态，它甚至会成为大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这就意味着各个大国既要应对大国间战略竞争，也不能忽视非常规战争的影响，如何平衡这两种挑战，至关重要。

3月1日，在阿富汗库纳尔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投降仪式上

大国军事对抗可能出现两种形态

如上所述，大国竞争并不会削弱非常规战争的威胁，相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其独特的战略价值。其基本逻辑在于大国长期对抗要求竞争者寻找非对称优势，由此可能催生两种大国军事对抗的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大国之间的低烈度军事冲突。美军当前正在推进的“灰色地带”战略，既注重防范其他国家利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威胁美国，又积极增强自身运用“灰色地带”的活动能力，通过多种战术威慑影响竞争对手。这些行为虽然有利于增强美国的战略灵活性，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大幅增加了大国竞争和爆发地区冲突的风险。

新时期大国军事对抗的形态在性质上并不属于非常规战争，但它与大国间常规战争也存在巨大差别，这种冲突有混合性的一面，在光谱上接近于常规战争与非常规战争的中间形态。这种形态的冲突将大幅增加非常规战争的频率，不仅可能出现在大国之间的“灰色地带”，也可能发生在大国之外的边缘地区。

第二种形态是由大国所推动的代理人战争。大国直接军事对抗的成本巨大，尤其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已趋消亡。如果大国出现军事对抗，也可能是在特定地区、针对特定议题、维持时间较短的冲突，代理人战争因此成为一种选择。

其中，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大国的重要砝码，非常规战争成为其选项。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为了实现自身目的，也希望利用大国寻求非对称优势。过去20年，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乌克兰到叙利亚、从利比亚到也门，代理人战争已经成为个别国家实现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

不同国家选择代理人战争的缘由是不同的。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国而言，原因很简单，就是成本较低，不用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对实力较弱的国家而言，因为缺乏力量投送能力，通过代理人影响局势往往是其唯一选择。

此外，还有一股历史潮流值得关注，那就是族群冲突日趋严重，弱化了一些国家的治理体系，碎片化的国家结构使族群分歧更可能演变为非常规战争。

总之，新的战争形态已经出现。这种被称为“混合战争”的形态，在战争界限上更加模糊，在作战形态上更加融合，对于大国而言是一种新挑战。要应对其中的非常规战争，国家更加需要熟练运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因为帮扶国家能力低下、社会治理混乱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维持基本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摧毁非常规战争产生的社会基础，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