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海洋秩序“全面的包容”

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 李刚/摄

国际海洋秩序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在海洋领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全球性的国际海洋秩序始于大航海时代，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秩序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注定更加重要。

海洋安全秩序仍带有强权烙印

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秩序意味着稳定，海洋秩序的核心是海上权力关系的稳定和力量平衡的维系。而其后的海洋秩序观，则强调主权让渡和机制性合作，通过共同利益和国际法巩固或调整海洋强国与沿海国之间的关系。综合而言，海洋秩序是指海上力量格局、海洋利益关系以及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海洋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现代海洋强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对海洋秩序的塑造。没有主导性秩序支撑的海洋强国往往昙花一现，历史上德国、日本等国的海上失败，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此。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秩序的演进主要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对海权的争夺有关。强大的海上实力是塑造和维系海洋秩序的基础和保证，而海洋秩序的存续必然也会体现塑造者的利益与观念，并服务于实力的运用与力量的展开。

二战后，国际海洋秩序逐渐分化，海洋政治经济秩序和海洋安全秩序的发展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政治经济秩序，是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平等和较为均衡的机制与规则网络，尽管这些规则仍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运动，并未对海洋安全秩序构成实质性影响。

现今的海洋安全秩序仍带有鲜明的强权烙印，以美国为主导，核心是美国及其遍布世界的同盟体系，以及美国主导的系列军事和安全规则。它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得到强化，优先体现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海洋价值观念。

海洋控制让位于海洋分享

目前，并没有一个包容世界各主要国家并被它们所接受的国际海洋安全秩序。

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的核心是“绝对海洋自由”理念下的霸权主义，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全球超强军事投送能力，所以这种自由的绝对化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削弱。

美国及其同盟体系所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先天与不少国家安全利益不兼容。在这一秩序框架下，一些国家的海洋利益需求和价值主张经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但是，国际海上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更趋多极化，“一家独大”的局面注定要走向终结。

因此，未来国际海洋秩序建设的首要焦点，是抵制建立排他性架构的冲动，增强相关规则和制度的全球代表性。其实现路径是海洋强国在关系调适过程中着力回答以下问题：面临一些国家在力量、规则和观念等方面构成的冲击，美国等西方传统海洋强国该做出怎样的战略调适和政策适应?后发海洋强国又如何在拓展自身利益的同时，包容美国等西方传统海洋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开放包容是海洋文明的最主要特点，但这种开放包容历来都是不完全的。西方大航海的实践直接催生了世界体系的形成。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控制着世界海洋。自马汉构建系统的海权论之后，谋求海洋控制更成为海洋强国的主要诉求。

事实上，没有国家能够像控制陆地那样完全控制海域。与陆地统治相比，海洋权力先天带有可分享的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深入发展的今天，海洋权力日益分散，海洋控制渐渐让位于海洋分享。国际海洋政治的开放包容既是人类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大国不得不接受的客观现实。

“全面的包容”

中华文明极具包容性，越开放发展也就越辉煌。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海洋秩序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使命的双重要求。我们倡导“全面的包容”，包括包容其他国家的海上权力和力量存在，包容其他国家的海洋利益和关切，世界各国包容彼此的价值观和规则，不能以某一集团的利益和规则为主导。

这首先要求观念上的革新，在各沿海国领海以外的全球海域，世界各大海上力量的存在已经成为常态，坦然接受这种共存即是包容性理念的体现。考虑到海洋争议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各国在坚持自身主权和海洋主张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其他相关方客观的海洋利益存在及合理的关切。

“全面的包容”还需要改变海洋秩序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推动平等沟通与对话，给予世界其他地区的海洋实践及规则建构以相应的尊重。

世界大势已不可能容忍任何海上霸权。中国作为后发海洋国家，既要坚定信心，同时也要抵制这种诱惑，并坚决与试图建立或维系排他性海洋安全架构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为建立真正开放包容的海洋秩序而努力。(作者系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