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西方国家治理逻辑走向异化

2019年12月17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警察在示威游行现场警戒。法国反对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全国大罢工进入第13天，交通、教育等多个行业受到影响

2019年12月，一场由抗议政府养老制度改革引发的大罢工席卷法国。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80.6万人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活动，而作为罢工组织者之一的法国总工会则声称游行参与者超过150万人。即便是在罢工频发的法国，这样的规模也已创下21世纪以来的新纪录。此次大罢工看似突然，实则是新型社会运动在西方兴起的一个缩影。

新型社会运动在西方兴起

无论是此次大罢工，还是2018年政府上调燃油税引发的“黄马甲运动”，都肇始于法国民众对政府具体改革举措的抗议，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这些抗议活动代表一种新型社会运动在西方兴起，反映出世界大变局中西方国家治理面临的深刻困境。

这场新型社会运动在深层根源、组织运转、斗争形式等方面，都与以往西方常见的抗议示威活动存在诸多不同。

首先，它们有全球性的复杂政治经济根源，折射的是历史性的世界变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造成全球经济衰退，还带来诸多政治后果，作为危机源头的欧美诸国首当其冲。无论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和此次大罢工，都与艰难时势下世界政治的宏观变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次，西方社会的民生多艰，让新型社会运动跨越了传统政治光谱的左右界限，凝聚成为一种空前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进程中，西方世界的经济分化和政治极化交互作用，造成空前严重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无论是“华尔街运动”提出的“99%对1%的抗争”，还是法国之乱中民众送出的“金融总统”“权贵总统”等称号，都反映出普罗大众与传统精英之间的裂痕在不断扩大。这也是新型社会运动能够超越传统左右之争、在政治光谱的更广阔地带获得支持的缘由。

再次，去中心化和力量多元化成为新型社会运动的重要标识。与二战后法国的“布热德运动”或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等传统社会运动存在公认的领袖不同，这场西方新型社会运动并未产生公认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成为政治动员的主渠道。工会虽然仍在组织罢工中发挥作用，但并不能掌控运动的参与人群、规模和发展方向。此次法国大罢工爆发之际，延续了1年多的“黄马甲运动”仍未平息，不少身穿黄马甲的抗议者很快加入罢工游行队伍，让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新型社会运动的去中心化和力量多元化特征，让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群龙无首而又多点开花、难以控制甚至找不到谈判对象的强大反对力量。

最后，新型社会运动具有斗争目标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相交织、斗争方式的激进性和不妥协性相交汇的特点。新型社会运动的导火索往往是政府触动了或没能有效保护民众的“民生奶酪”，因而诸如燃油税上升、养老金改革之类的具体议题，就很容易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直接导致运动发生。当民众的愤怒情绪被点燃后，压在其身上的每根“稻草”都可能转化为支撑他们持续抗争的理由。这使得新型社会运动变得激进而难以妥协，并可能突破具体议题而将矛头指向整个体制。

西方国家治理面临严重困境

法国养老金制度复杂混乱、标准多样。在大罢工发生前，马克龙试图以灵活的积分制对其进行改革。这从经济规律上看并无不妥，甚至早该实施。但这项改革触碰到的福利问题却是公认的烫手山芋。在西方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下，该问题变得尤为敏感。与之相伴生的新型社会运动，正在改变西方国家治理赖以运转的政治生态。

一方面，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内嵌的“对抗与分治”逻辑，因趋于严重的内耗而运转失灵，危及西方国家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以代议制民主、分权制衡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在维系资本主义统治的根本目的之下，内嵌着一种以对抗约束权力达成政治平衡、以分治激发活力实现一定范围内共治的制度逻辑。但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逻辑已经走向异化，发展成为一种只有对抗没有妥协、分化加剧而无法共治的政治僵局。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已难以消化现有的新型社会运动，因而日渐丧失了自我完善能力和救治弊病的改革能力。有人认为，西方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和平地消化各类社会运动。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协调运转的一些历史时期，这套体制的确曾经成功化解过一些社会运动，并将其转化为促进自身完善的积极力量。无论是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还是法国历史上的“红色风暴”，都曾留下一些积极的政治遗产。但在当前世界大变局促生的新环境下，社会弊病与改革阻力同步上升，让西方国家改革与稳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如果说引发传统西方社会运动的，主要是具体领域的“单一疾病”或无伤肌体的“腠理之疾”，那么新型社会运动的背后，则是当前西方世界多重顽疾叠加出的并发症，由此也可能成为“骨髓之痛”。能否摆脱顽症，就要看西方国家的制度调节能力了。(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 卜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