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4日表示,已做好让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准备 沈霆 摄
如果说美国的现实政治比《纸牌屋》更具戏剧性,恐怕没人会否认。从2018年12月下旬开始,特朗普为争取国会给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不惜政府停摆,创下35天的美国政府最长停摆纪录。2019年1月25日,这场停摆以特朗普签署临时拨款法案暂告结束。
显然,特朗普的暂时妥协是屈服于美国国内强烈的不满之声,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缩小了多少。两党间的“冷内战”反映的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撕裂,所谓的“美式民主”也越来越滑向“否决政治”的深渊。
政府停摆在美国不罕见
美国政府停摆在过去半个世纪并不罕见。上次联邦政府部分停摆还是在2013年10月,当时由于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奥巴马医保法案问题上的恶斗加剧,国会未能在新财年开始前通过预算案,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被迫关门16天,美债一度面临前所未有的违约风险。关门危机后,共和党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遭受各方的批评,在奥巴马任内再也不敢在预算问题上挑战总统。
特朗普执政前两年,虽然共和党占据国会主导地位和白宫,但在民主党人的反对下,也不能在国会强推预算案通过。本应在2017年9月30日前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预算,直到半年后的2018年3月23日才最终通过。期间,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还被迫短暂关门两次。这都显示出两党以预算为武器进行政策斗争的尖锐性,斗争的焦点多集中于移民改革等争议性议题。而2019财年预算案到目前为止仍未完全在国会通过,这也成为此次政府停摆的直接原因。
创纪录停摆与以往不同
这场创纪录的政府停摆,表现出与以往关门危机不同的特点。
其一,虽然引爆政府停摆的原因仍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与否,但是特朗普与民主党双方固守己方立场之坚定前所罕见。
一方面,特朗普在“建墙”上充满“迷之自信”,他认为,只有修建边境墙才能保卫美国的安全,只有阻止非法移民抢夺美国人的工作岗位,才能确保美国经济繁荣。用特朗普的话讲,“比起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美国来说,政府关门的代价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建墙”问题上骑虎难下。一面是共和党内极右翼对他的施压,称其如果放弃建墙的承诺就将沦为“一个笑话”,而且是对右翼“无情的背叛”;一面是基层共和党保守派对他捍卫白人传统价值观和利益的期待,而这些人就是在2016年大选中将他送入白宫的“沉默的大多数”。
其二,两党在此前的政府停摆中还能积极寻求妥协,而此轮危机中双方的斗争范围却日益扩大化,且不断升级。
1月15日,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致信特朗普,建议他将定于1月29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推迟至政府重新开门之后,理由是政府停摆可能威胁到演讲活动的安全,请特朗普要么改期宣读,要么以书面形式传达。
特朗普对此大为光火,1月17日他拒绝佩洛西乘坐军用飞机出访,并建议她乘坐商用飞机。对此,佩洛西断然取消出访行程,并指责特朗普的做法使得她和同事的阿富汗之行“不再安全”。特朗普的做法甚至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参议员格雷厄姆称“不应该以幼稚对幼稚”。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罢休。1月23日,针对佩洛西正式拒绝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特朗普发推特称佩洛西取消他的演讲是“不希望听到真相”,而这对他来说是“耻辱”。他表示,将取消年度国情咨文演讲,而以其他方式对民众发表讲话。
直至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应当为政府停摆负责,且总统的不支持率达到两年以来新高,特朗普才被迫转变态度,为结束政府关门“找台阶”。1月24日,特朗普改口称,同意推迟国情咨文演讲到政府重开后,从而为双方的“冷战”降温。
其三,这次史无前例的长时间政府停摆所带来的后果超乎想象。
从政治上讲,正如美国《一周》周刊网站所言,关门行为是“美国病态的宪法所鼓励的”,暴露出美式民主体制固有的缺陷。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人都可以声称自己得到民众的授权,前者赢得2016年大选,后者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获胜,因此各自的行为都具有“合法性”,但这可能使政府陷入困境,诸如无休止的政府停摆。
从经济上来讲,尽管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短期停摆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但是停摆时间越长,损失的风险无疑就越大。
从外交与安全上来看,停摆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实施已经构成巨大的影响。先是特朗普宣布取消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行程,而后美国代表团整体取消,国务卿蓬佩奥只能发表视频演讲。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谈判被迫延迟,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贸易协定在国会的批准程序被推迟。
此外,由于司法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国务院等与反恐和打击毒品、人口走私等犯罪活动相关的政府部门“关门”,美国国家安全事实上也面临严峻威胁。
“美式民主”正演变为“否决政治”
从本质上讲,美国两党这种一言不合就使政府停摆的做法,反映的是自本世纪初便逐渐显露的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的分裂,所谓“美式民主”正日益演变为“否决政治”。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美国两党的跨党派合作变得极为罕见,不仅新任总统上台后对前任总统的政策实行“反攻倒算”,甚至施政时“逢前任必反”。例如,小布什上台后退出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上台后废除奥巴马一系列“政治遗产”。
两党的这种水火不容严重毒化国会政治气氛,双方在人事任命、预算审批上不断给对方制造麻烦,而对于对方提出的立法倡议和政策主张则百般刁难,导致国会“否决政治”盛行,很难就事关美国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做出决策。
美式民主设计的初衷,是通过权力分立和制衡实现民主,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但其实施依赖于不同党派的善意,不能避免政党出于一己之私,恶意破坏政府运作的情形。因此,当权力制衡变异为“否决政治”,美式民主的吸引力就骤减,社会与民众的利益则成为这场争斗最终的牺牲品。(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