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优先”下的全球贸易体系变局

2018年10月1日，IMF总裁拉加德呼吁各国缓和并解决贸易争端 刘杰 摄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轨道上越走越远，退出一系列美国参与的国际多边组织和协定，同时向世界各国挥舞贸易霸凌的大棒，不仅为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贸易逻辑?全球贸易体系因此受到怎样的影响?

美政府的贸易政策逻辑

冷战结束后，在技术变革和跨国资本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融入到这一宏大进程中。由于掌控国际规则特权和舆论话语优势，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良多。然而，美国国内的社会裂痕也在这一过程中加剧。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集团、苹果为首的高科技企业在不断开拓的全球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凭借强大的财力主导传统媒体，左右政治议程，影响政治精英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诉求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回应和满足。

反观以白人蓝领工人为主的美国中下阶层，他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一方面，美国大量制造业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外迁，导致其创新能力难以全部转化成推动内部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新兴国家通过扩大开放加入到全球市场中，凭借低成本优势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产业转移和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使得美国不少工厂濒临倒闭，对蓝领工人的就业构成强烈冲击。此外，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生存状况的恶化。

境遇恶化加剧了美国白人中下层内心的不安全感，导致了普遍的政治愤怒。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国家治理的问题归咎于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无能，把社会犯罪的增多归咎于世界人口的自由流动，把自身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冲击，形成了反精英、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思潮。

这一社会思潮最终借助政治选举得以表达出来，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特朗普远离华盛顿政治圈的身份背景、简单直率的政治风格，使其与美国中下层白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一方面对“政治正确”原则大加批判，另一方面在就业、移民、社会平权等方面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得到白人中下层和文化保守派的坚定支持，成功完成政治逆袭。

正式执政以来，特朗普坚定兑现竞选承诺，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内政外交政策。就对外贸易而言，特朗普政府不考虑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复杂的历史经纬，简单地将贸易逆差理解为美国“吃亏”，进而根据其国内法单方面在世界挑起贸易战。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当然知道贸易战对美国的不利影响，但他更清楚在缺乏传统政治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迎合支持者、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的重要性。在不久前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尽管在众议院的大权旁落，但继续掌控参议院并将优势进一步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对外贸易行为有其深刻的国内根源。

加剧全球自由贸易危机

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不仅旨在缓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主导构建新的体现“美国优先”原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认为全球贸易体系对自己不公平，认为新兴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和发展中国家身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奥巴马政府发起并主导了多个方向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准备在WTO的多边框架以外构筑新的国际经贸规则。

美国和亚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欧洲之间围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展开谈判，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发起了《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希望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TPP、TTIP、TISA构成了奥巴马政府在国际经贸领域的3T战略，意图重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竞争优势和话语权。

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兴趣索然。在他看来，多边谈判旷日持久，难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迫使竞争对手让步，因而主张通过双边谈判来变革国际多边体系。特朗普正式执政的第三天就宣布退出TPP，TTIP和TISA因美欧分歧也遭到杯葛。

在推翻奥巴马的政策遗产之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着手与众盟友进行双边谈判。在美国的施压下，韩国、墨西哥、加拿大已先后妥协，与美国达成了新版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新版的美加墨贸易协定设置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下一步，美国若效仿此法，将这一条款用于与日本、欧盟、英国等的贸易协定谈判中，这势必会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此外，在今年的G7峰会期间，美日欧还抛出了建立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三零方案，向构建排他性的发达国家俱乐部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奥巴马政府的3T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双边谈判策略，美国正一步步瓦解WTO的国际权威，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危机。一方面，WTO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WTO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组织全球开放市场谈判、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美国一直阻止WTO上诉法官的遴选和任命，WTO争端解决机制也处于事实上的停摆状态。

另一方面，在WTO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兴未艾。然而，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大部分区域合作都是对内开放、对外封闭。成员之间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了相互间贸易、投资、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但对区域外国家和企业则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和排他性。经济治理规则的碎片化使得不同经济体之间竞争有余、整合不足，阻碍了国际市场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

在全球贸易体系重构的当下，中国需要高度重视这一轮全球贸易体系大变局带来的深远影响，通过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强外交运筹的两手来应对危机，实现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同时，要积极推动WTO的改革。WTO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走向，中国要坚定维护WTO的权威性，支持以协商一致、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以兼顾公平与差别、开放与自主为目标方向的世贸组织改革，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好桥梁角色，努力凝聚起推动WTO改革的国际共识。(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刘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