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在给备战化学竞赛的同学们讲课。 受访者供图
无论怎么被家长“打鸡血”，生长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孩子，即使长到十几岁，也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改变命运？还需要吗？父母当年拼尽全力好好学习，已经在大城市落脚。那自己今天好好学习，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祖国，好好学习。这是北京育英学校多年来每周升旗仪式永恒的主题，也是学校秉承多年的校训。
“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这八个字，是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毛泽东主席给学校的题字。
那时育英学校刚落成不久。学校最早的学生，多为早期党中央各直属机关干部的子女。由于忙着解放战争，干部们无暇顾及子女教育，中共中央供给部决定成立一所小学，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部分子女，都曾在育英学校就读。194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筹备建校时，学校专门挑了11月7日，这个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日子，作为学校正式成立日。
1949年4月，育英学校随党中央进京，定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1956年后，学校逐渐面向群众招生；1970年，正式更名为“北京育英学校”。
有着这样的校史背景，以“为党和国家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使命，引导孩子们“为了祖国，好好学习”，对于育英学校来说，可谓自然而然。
育英学校的第一届学生黄柯可现已82岁，仍记得学校随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京前，同学间弥漫的兴奋。听说城里人喝牛奶、吃面包，令这些在陕北喝羊奶、吃小米长大的孩子们无限神往。别看那时育英学校学生多为干部子弟，这些生长在延安、西柏坡等地的孩子们，从没到过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进京时，黄柯可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们每个人都在口袋里塞了几块石头。因为同学间传说：“北京城里只有楼房、马路，没有土路，从没见过石头。”孩子们决定每人带几块石头进北京，“让北京人开开眼！”直到汽车颠簸，老师被不知哪个同学衣兜里的石头硌了一下，才发现孩子们的秘密，忍不住大笑这群干部子弟“小土包子”。
转眼70多年过去，育英学校早已面向大众，拥有从小学到高中全部学段，而不再只是当年的干部子弟小学。如今的育英学子，眼界开阔，再不是闭塞的土包子。虽然所处时代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为了祖国，好好学习”的校训没有变，办学目标仍指向将学生培养成“关心社稷、勇于担当的国家栋梁”。
可那背后渺远的校史，以及未来抽象的使命，让这些生长在社会稳定、物质丰富的新时代青少年，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和主动传承呢？
为什么而学？
十年来，期中考试结束后第一周，育英学校高二年级的安排，并不是密集分析试卷，而是暂停课堂教学，让同学们到校内义务劳动。
于是，穿校服的学生们，混编入校工队伍：跟着保洁阿姨一遍又一遍地扫走廊、擦玻璃；和保安大哥一整天一整天在门口上岗值班；或早上4点多就到食堂后厨择菜、做早点，为全校6000多名师生准备一天三顿饭。
起初当然有人反对。牢骚最多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倒不是心疼孩子们受罪，而是心疼这时间：一整个礼拜不上课，做这些简单枯燥的体力劳动，瞎耽误工夫！
“磨刀不负砍柴工。”育英学校校长于会祥向老师们解释，“劳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孩子们有了这些劳动体验之后，会更明白为什么要学习，激发他们发自内心的向上动力。”
一周劳动之后，抱怨食堂饭菜难吃的同学“闭了嘴”，嘲笑保安工作毫无意义的同学“收了声”。而从保洁阿姨身上，有人学到了更多。
那个每天低头弯腰默默帮忙刷厕所、扫垃圾、擦楼道特别卖力的保洁阿姨，五十多岁，父亲患有重病，老家在山西太原。这些，都是杜亦森等她走后，才知道的。
之前，每次不经意间帮阿姨捡塑料瓶时，阿姨的连声道谢；在她擦地时下意识抬腿让路，阿姨表现出的歉意和卑微，都让杜亦森感到羞愧。“我们有什么资格让她如此尊重？”当时14岁的杜亦森问自己。
从新来的保洁阿姨那里得知，之前那位阿姨因父亲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回家照料，离开了学校。杜亦森更觉心疼。
“不要被优越的一切迷住双眼。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座首都，这所学校，都有不少苦命之人还在挣扎地生存，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他们需要支持和慰藉，哪怕只是一句问候，一个微笑……”杜亦森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一篇名为《尊重、尊严》的作文，“唯有看到她，你才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这时的你可以不为自己努力，不为名誉努力，甚至不为父母努力，但你咬紧牙关，要为她们努力！”
听说有学生写了这样的文章，于会祥做主，把文章镶嵌在学校主楼一层大厅显要的位置上，向全校宣扬这份悲悯与善良，告诉同学们要从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开始，学着关心整个社会和国家。
出于类似的原因，于会祥要求把主楼入口处的“荣誉墙”腾空，摘下学校所获的各种荣誉牌匾，张贴上同学们定期写的时事评论。他说：“荣誉都是历史，贴在那里，无非是想给外人看。这和当下在校园里的学生有多大关系呢？我们更应该展示学生们此刻的所思所想。”
从此，这块“荣誉墙”改名为“育英时评”，每隔段时间就张贴出近期时评社同学练笔的佳作。同学们的评论文章主题广泛，从近期频发的各类外交事件，到该怎样为老旧小区修建电梯，文笔有时老练到让你怀疑是否真的出自十几岁孩子之手。
育英时评社社长、现就读于高一年级的王浡华告诉记者，时评文章都是同学们自发选题，互相交流修改后写就，少数情况下才会请老师把关。不过，大家关注时事的习惯，确实是学校政治老师们帮着培养起来的。
育英学校初高中开设的道德与法治课上，每堂课老师都会要求学生用5分钟轮流讲一个新闻事件，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初中部政治教研组组长宫晶波告诉记者，孩子们虽然单纯，但思考的角度却发散且深入，有时甚至超出自己的想象。
前段时间由于新疆棉花事件，社会上出现了批判和抵制“H&M”等洋品牌服装的声音。不少同学都针对这一新闻分享观点，初三3班的尚扬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落脚点却并不仅限于抵制和批判，而是反问大家：辱华的声音如果出现在芯片等“卡脖子”领域，我们是否仍有可供抵制的其他选择？
尚扬引用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话向同学们说：“中国造不出芯片和美国人无关，真正阻碍中国进步的是人才的稀缺。”他说这一事件激励自己要格外好好学习，长大加入科技创新或发展民族企业的队伍，将大国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免我们国家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
与尚扬有相同想法的育英学子不在少数。由于疫情和中美贸易争端等背景，去年高考，放弃热门的金融、经济等“钱”景光明的专业，报考医学类和微电子等专业的育英高三毕业生人数，比前几届明显增加。
为什么而教？
强荣老师正式入职育英学校教书后，发现自己的月收入比之前在培训机构兼职代课要低。
因小时曾受到数学老师的激励，强荣从高中时就有当老师的念头。在北京科技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期间，为了积攒教育经验，她每逢周末都到知名的教育培训机构兼职代课。虽然每周就教两天课，收入却不菲。读研期间，强荣没管家里要过一分钱的生活费。
2019年来到育英学校正式加入人民教师的队伍后，强荣又教课又当班主任，还要承担教研任务和学生活动，每天忙得堪比当年在学校搞科研，收入反而降低了，她却不以为意。“因为这才是我真正想从事的教育事业。我能从孩子的成长中感到由衷的开心，体验到培养孩子的成就感，而不只是提分、卖课。”
强荣向记者展示学生发给自己的微信，是一个孩子表达苦思冥想后终于找到解题方法的兴奋。“你看，她说她还激动地给自己的姥姥讲了一遍。”强荣戳着屏幕画圈，“我看到以后也跟着激动，就好像我也得到了什么一样！”
和孩子们分享在数学中发现的快乐，是强荣最想做的。但这种快乐，此前在培训机构代课多年的经历从未给到过她。研究生毕业时，也曾有几个朋友撺掇她一起创业办教育培训机构，并描述出一片美好“钱景”，强荣没有加入：孩子只为提分，机构只为赚钱，彼此交换的全是利益，这种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
直指成绩和升学的功利，也令金戈受不了。这位育英学校的化学竞赛教练，不愿意见到有哪个同学参赛的目的，只为得奖。他希望来跟自己学化学竞赛的同学，都是出自对化学这门学科或是对竞赛团队这个集体的热爱。
金戈先后带出过几位全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银牌获得者，其中刘静嘉同学还曾在2016年获得过国际化学竞赛金牌。金戈告诉记者，每次参赛，令他印象最深的总是：很多参赛选手，无论最终成绩如何，都是哭着离场的。
眼泪背后饱含苦涩与艰辛。参与化学竞赛的孩子们，学习的强度和密度比正常的高中生更大，付出和牺牲更多。如果没有真爱，只为成绩，过程将极为痛苦。金戈害怕看到自己的学生流泪，想尽办法让决心跟自己学化学竞赛的孩子们不仅收获成绩，还能够感受到快乐。
只要有孩子向自己表达出参与化学竞赛的意向，并跟上了艰苦的训练，哪怕在这方面并没有异于常人的天赋，金戈也会奉陪到底。无论成绩如何，金戈决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教育是培养，不是选拔。我不想要‘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成就。”
金戈并没有把带竞赛的目标设定为夺得多少奖牌，反而总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引以为戒。他生怕社会上对教育病态的焦虑，会摧残自己如梅花般可爱的学生。为了呵护孩子们学习的热情，他几乎365天无休。他承认，在那些难出成绩的学生身上，自己花费的心力，远超于那些有天赋的选手，但他从不考虑性价比。
“你为朋友付出，会计算值不值得吗？”金戈反问记者，“我想你不会。我为学生们付出也不会。他们就是我的朋友。所谓幸福不一定是靠索取回报得到的，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付出，我就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2013年从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时，金戈反复掂量：自己求学多年，到底哪些瞬间真正感受到了快乐？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教学实习那段时光的快乐最纯粹，因此决定当老师。回想自己高中三年，金戈总觉得压抑得仿佛当时流行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底色那般灰霾，偶尔还会闪过血光。他说想通过努力，为自己学生的高中生活添些亮色。
朱盈梅是育英学校招聘到小学执教的第一位博士毕业生。她于201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专业博士毕业后，直接来育英学校小学部从一年级开始教语文。她对记者说，对这一选择，自己从没后悔过。
在小学执教5年，朱盈梅认为自己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发现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竟有人不会自己吃饭，上完厕所不会自己擦屁股、提裤子。“幼小衔接喊了那么多年，家长们注重教孩子的，却只有拼音和字母。”这让她意识到社会上的教育焦虑和孩子们的真实需求是多么脱轨。
随着自己的学生进入小学中高学段，朱盈梅鼓励孩子们在校内完成作业，以便回家尽情玩耍。没想到有孩子哪怕在课间和午休坐着发呆，也不写作业，并告诉她：“老师，你知道吗？如果我在学校把作业写完了，回家我妈就会给我留更多作业。所以我要想玩，就只能在学校玩，回家是玩不了的。”
这让朱盈梅无比心疼孩子们，也督促她不断反思孩子需要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自己求学多年的积累，能让我更理性冷静地看待教育，对孩子们多一分宽容和悲悯。”朱盈梅从不认为自己干的是外人眼中“看孩子”的工作，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
学校为谁开办？
4月24日，育英学校为即将毕业的高三同学举办了成人礼。刘开太在成人礼上演讲，感激育英学校对自己的哺育之恩。
在自己就读了12年的这所学校里，刘开太现在不仅是明星，还成为一些学弟学妹心目中的偶像。只因为他喜欢玩虫子。
刘开太小时由姥爷带大。姥爷老家在农村，经常抓虫子给他玩。他对虫子的兴趣由此开始。上学后，他的业余时间多用来抓虫子、养虫子。小学二年级时，他在班会课上为大家表演节目，学蝉的叫声；六年级时，他把自己对白星花金龟三龄幼虫的观察做成小研究，在北京市中小学生金鹏科技论坛获得了生物竞赛一等奖。
即使如此，无论老师还是同学，都有人对他的爱好不解。有同学给他起难听的外号。偶尔忘带作业，也会有老师对他甩出“别总想着玩你的虫子，也用点心好好学习”之类刺耳的话。这些都让刘开太无形中背上压力，也难免会自我怀疑：难道我研究昆虫，是个怪癖吗？
六年级时，一次升旗仪式上，校长于会祥讲话鼓励同学们要从小树立梦想，热情投入自己喜爱的事情。这是校长的老生常谈了，刘开太并没往心里去，却突然听到校长提起自己的名字：
“我们学校有一名资深昆虫爱好者，他叫刘开太，听说他想做中国的法布尔……”
胖乎乎的刘开太听得脸红了，不好意思地直抓头。
“为了支持他的梦想，学校修建了一个昆虫研究实验室，用刘开太的名字来命名！”
刘开太直接懵了，大脑一片空白。至于之后他走上主席台领取实验室的牌匾时什么感受，校长又对他当面说了哪些鼓励的话，他完全不记得了。
他只记得，那天升旗仪式后，学校里再没有老师或同学拿他的爱好打趣。实验室正式落成后，刘开太把家里的昆虫标本和小仪器全搬到学校来，建立昆虫研究的社团，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名正言顺地玩虫子。
随着年龄增长，刘开太发现自己对昆虫的研究只是观察和记录，显得幼稚。他想从更微观的层面了解昆虫的分类和进化。而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远不足以支撑做这些研究，他便从初三开始啃《动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大学课本，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参与生物竞赛。
今年3月，即将从育英学校高三毕业的刘开太，收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及环境科学学院昆虫与线虫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即将在今秋奔赴这所动物科学排名全美第一的常青藤高校，继续为自己的昆虫研究续梦。
还没出发，刘开太就对记者说，他学成后肯定是要回国的。“祖国有那么多美丽的昆虫我还没见过，太可惜！未来我也要回来参与我们国家的昆虫学研究。我现在已经不再想当中国的法布尔了，我会超越法布尔。”
于会祥告诉记者，那个实验室并不是为刘开太一个人建的，也不只是为爱好研究昆虫的学生们建的。“那是星星之火。引导同学们重视自己的兴趣，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也告诉老师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支持他们的探索。”
回溯学校发展的历史，于会祥认为，曾有个别人对育英学校“红色基因”的误读，一度束缚了学校的发展。有人会误以为所谓“好好学习”，仅是针对文化知识而言。其实不然，党的教育方针理念从来都是立德树人、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954年12月24日，刘少奇曾为育英学校提出要求：“你们教育质量的好坏，现在固然可以看出一些。但真正要看出来，还在10年、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的表现如何。”对此，于会祥谨记于心：“要是在孩子小时，就把他们的兴趣、信心给扼杀了，10年、15年之后，他们不会回来骂我们吗？”
更何况，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学校应该满足学生的合理发展需求。学校该怎么办？于会祥认为也该听听学生们的建议。因此从他2011年调任育英学校校长以来，每月两次举办“校长有约”活动：邀请同学们走进校长办公室，直接向校长们当面反映自己在校园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同学反映食堂的菜太辣，校长就把食堂的厨师们请来参会讨论。有同学反映滑梯掉漆了，饮水机下面容易积水滑倒，校长立刻反馈给维修部门，第二天就解决。有同学反映晚自习的时间太长，睡眠时间难以保证，校长认真记下向班主任们核对……
曾多次轮值参加“校长有约”的小学部分管校长杨冬梅告诉记者，对于同学们提出的每个问题，他们都逐条记录，会后一周在主楼门口公示落实情况；对确实难以即刻落实的，会给予解释，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让同学们感受到自己发出的声音，确有回响。
已于去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杜亦森，记得自己高中阶段在育英学校担任团委副书记时参加“校长有约”，问过于会祥：“校长对我们学校团委发展有什么期待？”于会祥笑笑回答：“希望团委的同学，能主动捡起地上的废纸、落叶。”
对这一答复，杜亦森和在场的校团委同学们当时掩饰不住地失望：在学校里代表先进的团员们，作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团组织，难道不应该做些更轰轰烈烈的事情吗？为什么让我们去做捡垃圾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小事？
“地上有废纸，学生都不知道捡起来，基础教育的目标定得再高大上，又有什么用？”于会祥反复向记者强调，自己所理解的党的教育方针，重在求真务实。“今天孩子们在校园里能关注学校的发展，尊重身边的老师和每一位校工的劳动，等明天他们走上社会，才有可能关心国家的建设，勇于担当，成为栋梁之材。”(记者尹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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