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新教师在岗前培训开学典礼上聆听专家讲座 刘晓晶 摄
半月谈记者 陈席元
国家近年来连续出台“破五唯”相关文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半月谈记者发现，与理工科可以参与重点工程等方式体现工作成果相比，文科学术评价仍依赖论文。破除“唯论文”以后，新的评价体系该如何建立？
为了考核，论文找人“抱大腿”
“文科考核其实还是以论文为中心，作为青年教师，在这种压力下，我们哪有心思辅导学生、把课上好？”东部某高校一名老师说。
不同于理工科可以参与重点工程等方式体现工作成果，文科当前仍在“唯论文”指挥棒下，评价学术水平。一些高校文科老师一味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变成发表文章的“计件工”，坐不住“冷板凳”。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高校对能够提升学校学科排名和学术地位的科研工作者给予高额奖励，将论文发表与收入挂钩。南京一所211高校的研究员表示，一篇论文如果发表在高级期刊，而且被引用率高的话，叠加各类奖励，能拿几万甚至十几万元。
甚至在部分文科专业，存在一条“默认”的“鄙视链”：“土期刊”不如“洋期刊”，境内期刊不如境外期刊，简体字论文不如繁体字论文。
有高校曾规定，在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才能“折算”为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发表1篇外文论文，也就是说，CSSCI期刊论文的价值只相当于SSCI期刊的一半。该校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坦言：“对于准备考博的同学，在境外期刊发文章更能积攒学术经历，获得更多加分。”
在“唯论文”指挥棒下，正常学术生态正遭侵蚀。比如，学术期刊为提升自身地位，多刊登知名学者的投稿，优先发表社科院学部委员、重点大学知名教授的论文。但如果是普通大学的普通讲师，论文在手却投稿无门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初出茅庐的“青椒”想在重点期刊发论文，要么付出高额版面费，要么找人“抱大腿”。
南京大学某知名教授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了自己的论文刊发情况：“我平均每年独立署名1到2篇，与他人合作1到2篇，但每年带我名字的新文章有近10篇，有3篇以上的论文在发表前我完全不知情。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其主要作者至今仍未与我联系。”
“不怕指标多，就怕指标被用错”
破除“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而是要正确看待SSCI、CSSCI等引文索引的作用与功能，打破单一的量化标准，更看重论文的“里子”，不搞学术“出身论”。不管用什么器皿，关键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
CSSCI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苏新宁教授主持设计，2000年发布第一版。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部分高校在实践中仍难以跳出“以刊评文”的惯性。近年来，他多次呼吁学界关注CSSCI在运用过程中被异化、文科学术评价拘泥于量化指标等问题。
“不怕指标多，就怕指标被用错。CSSCI是评价期刊质量的，本就不能直接用到评价论文上。”苏新宁说，“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一定不如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的论文吗？”
此前，教育部已出台意见，要求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
苏新宁说，上世纪80年代引进各类量化指标体系，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期刊水平不高，中国学者需要到国外学术平台展示自己，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但现在条件不一样了”。
多措并举优化文科评价体系
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陈一认为，受学科类型影响，论文依然是评价文科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防止“穿新鞋走老路”，还要多措并举优化评价体系。
多名受访专家建议，要优化同行声誉公开评议的文科评价体系。摆脱单一量化标准，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维度横向比较，同时注意在定性评价中克服人情社会的弊端，加强制度设计，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坚决排除个人友情、单位利益甚至门派冲突等种种阻力。此外，还要培育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净化能力，营造诚信的学术生态。
“当初引进SSCI、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同行评议沦为小圈子评议，尽可能体现公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云松说，“影响因子的优势在于刚性、透明、确定、客观；劣势是即便是同一个学科之内，不同的子领域和方向也无法直接比较。”
陈云松介绍了一种“多轮两两比较”的同行评议投票机制，以学术期刊为例，进入投票系统后，界面上出现两个期刊，评议人只需点击其认为声誉更好的一个即可，随后界面继续出现另外两个刊物供评议人选择，如此持续下去……只要有足够多的评议人，全部刊物就可以形成总体排名。
“将刚性指标与同行声誉评议等柔性指标相结合，不失为一种‘破五唯’的现实路径。”陈云松说。
苏新宁则建议关注评审专家个人信誉。即在论文评审、人才头衔评比和项目申报中，评审专家的意见应当在一定期限后匿名公布，供学术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参阅；被评审人不仅可以看到评审专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还可以看到评审专家对其他被评审人的意见，被评审人有权匿名质疑，若有必要可再行公开对质。
苏新宁说：“这对评审专家是一种约束，可以及时将学术界公认有评审道德问题的人剔除出去，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净化，保证学术评价的公信力。”（刊于《半月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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