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人40年心态之变

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变：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同的历史造就不同的社会心态，中国民众社会心态也伴随着40载变迁发生显著变化。

改革开放伊始提出的“解放思想”对社会心态的改变影响巨大。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热烈讨论，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解放思想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城镇国有企业租赁承包制等一大批改革政策应运而生。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推进，社会心态上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由此产生的争鸣和讨论使社会心态出现摇摆。《中国青年》一封青年来信引发全民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反映出当时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观迷茫。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使得习惯了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民众一时难以适应，普遍出现了焦虑和迷茫，少数人富起来产生的贫富差距加剧了不公平感。在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节点上，社会心态都出现了激烈变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社会心态也逐渐趋于理性，人们的适应能力也逐步提高，社会心态逐渐趋于平缓、稳定。

我们连续调查发现，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生活条件改善，幸福感也随之提高，但是，当前人们对于生活的预期越来越高，希望得到改善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虽然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改善，居民对于人身、财产安全感提升，但对于食品、个人信息和环境方面的安全感却在一段时期出现下降。

虽然我国经济经历了40年快速发展，从总量上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我们的社会心态调查显示：经济收入依然是民众生活压力的首要来源，主要体现在物价高、收入低、优质教育资源少、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社会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行业差距拉大，居民对社会公平感评价不乐观。

调查还显示，我国的社会信任依然表现为熟人社会的特征，由人际关系亲疏决定信任水平高低，一般的社会信任水平并不高。社会信任水平是影响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体系运行效率和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社会信任状况依然堪忧。

不同历史时期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消极情绪，如改革开放初期的迷茫和恐慌，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房价上涨所产生的普遍社会焦虑等。尽管我们的调查发现，积极的社会情绪是社会的主流，但目前社会各群体之间也存在一些消极的情绪，甚至是敌意，例如人们常说的“仇富”。

我们研究发现，个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显著影响社会心态，整体认同从趋于底层逐渐上移，这为社会带来了积极意义。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水平较高的群体，也表现为积极的社会心态，如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社会信任水平等也更高，也具有更积极的社会情绪和更多社会参与行为。同时，主观认同为中间阶层者也是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核心，起着引导和引领的作用。

虽然社会价值观相比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等在社会心态中变化较为缓慢，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举足轻重，影响到社会心态各方面。40年来，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近年的调查发现，强调物质拥有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趋于增强，青年人传统的性观念和传宗接代观念淡化，家庭亲情为核心的价值观变得更加多元，表现为突出的利益权衡的趋向。民众的权利观念增强，权力监督的意识和公共参与意愿增强。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缺乏客观性，表现出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服务倾向。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市场经济转型和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已经发生了重构，传统的道德观念影响越来越弱，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主流道德观。社会法制体系的建立虽然成效显著，但作为法治社会核心的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却远未成熟，在社会缺乏公德意识的情境下，公民的法律行为养成困难。社会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其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共享价值观念，社会共识达成困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界定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一种社会心态，具有很强的主观性，40年来，这种需要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持续提高的特点，而政府对民众美好生活需要满足所做的努力，又常常会被主观评判为在距离和时间上是迟滞的，这个矛盾依然需要通过长期的社会发展来解决。(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 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