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 ——中央苏区时期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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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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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沙洲坝群众路线广场。

苏春生 谢理平 钟燕林 廖九平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毛泽东同志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将一定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 

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于“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之下。面对旧思想旧势力旧秩序的重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充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带领苏区民众大力革故鼎新、去芜存菁，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社会形态等进行根本性、革命性、开创性的改造和重构，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开创了土地革命新局面，创造了自由光明新天地，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推进社会教育全覆盖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移风易俗运动，在整个中央苏区培育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新风尚。 

破除封建迷信，倡导科学文化。中央苏区开展轰轰烈烈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社会风气显著改善。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校；以前逢年过节时张贴在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等对联，改成了“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卫苏区”等革命口号。 

废除封建婚姻，解放劳动妇女。中央苏区从根本上肃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旧礼教观念，废除穿耳、缠足、束胸、蓄发等封建习俗。毛泽东高度称赞苏区婚姻制度：“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查禁“黄赌毒”，树立社会新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严厉查禁“黄赌毒”的法规条令。“不吃鸦片，不赌博”还被列为入党的5个必备条件之一。各地普遍设立专门的戒烟机构和过渡性的戒烟所，使不少“烟民”折断烟枪，获得新生。《青年实话》和《红色中华》等报刊纷纷开辟专栏，揭露“黄赌毒”行为。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 

以自我管理为关键

推进社会组织全方位

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群众自治，使工农群众成为根据地建设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为根据地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建立群众自治组织。通过民主选举，工农群众成为苏维埃代表，直接参与政权管理，行使国家权力，确保政权牢牢掌握在工农劳苦大众手中，社会治理井然有序。 

发挥群团组织作用。苏维埃通过与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女工农妇代表会，以及其他一切民众团体密切联系，动员广大民众，执行苏维埃的工作。毛泽东强调，“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群团组织在支援革命与生产、监督干部、落实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发挥群众代表履职作用。苏维埃各级代表深入基层调研，密切联系群众准备提案、定期不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宣传执行苏维埃会议决议政策，负责查田、查阶级、“扩红”、慰劳红军以及调解群众矛盾等具体事务，切实履行苏维埃代表的职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显著。 

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推进社会治理全参与

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与民主参与，组织群众力量，推动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构建了苏维埃政权的坚固基础。 

推行最广泛的选举制度。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力量,通过民主选举将其组织起来。苏维埃公民年满十六岁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维埃地区内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选举，“普遍许多乡的选举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到八十的选民，兴国许多乡，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民”。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总结道:“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工农劳苦群众对这样的权利的取得，乃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健全选民监督和罢免制度。苏维埃政府既保障普选权，又保障选民的罢免权和监督权。《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规定:“市苏维埃或乡苏维埃的代表，如有不执行自己的职务，违背选民的付托，或有犯法的行为时，市苏维埃或乡苏维埃经过全体代表会议得开除之；选举该代表的选民，也有随时召回该代表之权，并得另行选举之。”选民可监督代表行使职权，提醒其抵制腐化思想侵蚀，保持廉洁性和先进性。 

激发最广泛民众的参与热情。随着选举运动的深入，苏维埃公民日益认识到选举权的重要性，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他们积极参与政权管理，在社会教育、民主建设、群众自治、反腐肃贪等社会改革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法制建设为根本

推进社会治理全过程

苏维埃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120多部法律和法令，开启了依法执政、依宪治国的探索，为根据地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法理依据。 

制定人民民主宪法的伟大开端。1931年11月“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人民自己制定的宪法性法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的根本大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政实践的伟大开端。 

建立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从1930年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令，多达120余部，从而初步创建了具有鲜明阶级特征和时代特征的苏维埃法律体系，切实解决了当时无法可依的难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史上迈出了历史性一步。 

完善治理体系，保障平等权利。苏维埃法律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而且在具体工作和司法实践中也确立了“全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央苏区的社会治理，立足现实，聚焦群众的痛点难点，千方百计地解难题、谋利益。 

以文化育人为灵魂

推进社会治理全融入

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苏区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文化治理，工农群众文化素质、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显著提高。 

确立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这为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强调：“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针与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用文化治理推翻封建桎梏。在旧中国，文化是统治阶级钳制民众思想的重要工具。苏维埃政府决心在工农中普及文化教育，“要尽量的在最短时期内把从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所留下来的最毒恶的遗产——文盲——完全消灭”。鲜明地体现了苏区文化教育的革命性和推翻封建文化思想桎梏的坚定决心。 

以经济发展为支撑

推进社会治理全动员

面对严密的经济封锁，党和苏维埃政府对经济领域进行开创性治理，保障军需民食、政府运转和群众生活改善。 

建立符合实际的经济策略。面对外界的封锁和经济压迫，中央苏区主要依靠自身资源进行经济自给自足。党和苏维埃政府从苏区经济的特点出发，充分估计到苏区经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正确处理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反复阐明注意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

灵活调整经济政策。面对经济治理中的挑战，党和苏维埃政府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创办各类合作社，打击奸商的盘剥，灵活地调整经济政策，使经济治理更加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 

创建与发展红色金融。面对根据地货币短缺和金融市场混乱的问题，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办国家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以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经济交流。红色货币发行后，由于币值稳定，深受群众欢迎。不仅解决了货币流通问题，还增强了苏区经济的自主性和稳定性。 

完善企业经营管理。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作为政府法规在苏区施行。该条例实施后，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促进了苏区工业生产力的显著发展。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充分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开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局面，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从中央苏区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