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

肖阳明

大姨，是母亲的三姐。只因从未见过其他几个姨，所以一直喊三姨叫“大姨”。

从我记事儿起，我就是跟着大姨生活的。直到该上学了，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大姨，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个“陌生”的家。

大姨的家离县城不远。出家门，下个大坡儿，过条小河儿，沿着新修的铁路边儿，徒步到县城也不到半个点儿的时间。有人问起来，村里人常说：俺是城边儿“南岗头”的。其实，县城本就不大，东边隔条枯河（季节河），对岸就是韩王山，山脚下横亘着一个大岗子，自北向南排开的是三个带“岗”字的村庄。与其相比，感觉“家”很遥远，不仅要从县城坐火车，先到一个叫“偏店”的地方，还要翻山越岭再走老远老远的路。

大姨的家不但破旧，而且很小很暗。房子只有小三间，还是那种低矮的土坯房，除了房顶盖着的瓦片勉强中看，屋内的空间则小得可怜。一个土炕，加上一个标配的煤火台，已经占去大半个空间，再刨去几件破旧的家具占地，屋内就只够几个人转圈了。好在大表姐出嫁了，大表哥陪奶奶另居它处，只有我跟大姨、姨父还有一个长我几岁的小表姐同住。

跟当地多数农村一样，大姨的房子起架不高、窗户很小。本就不大的窗户，只在窗棂的中间安装了一小块儿玻璃，玻璃的四周全部糊上了麻纸。如此这般，其采光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好在院子足够大，玩伴儿足够多。

院子北边，正中一个大门，门内两家院子相连，中间没有任何阻隔，仿佛一个大家庭，实则住着两家人。同院的那家主人姓冯，与大姨家的贫农身份不同，冯家出身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冯家难免遭到一些排挤，疏于与人交际。受此影响，两家大人之间很少交流和沟通。

孩子们不懂大人的世界，相互间的玩闹依然不少，加上邻家背舍孩子们的穿动，自然断不了一起玩闹，而且玩得很好。在我记忆中，除了雨天或其他特殊天气，我的欢乐时光多是在院里或街上、与玩伴儿们一起度过的。固然，这一切都不能逃离大姨的视线。

那时的大姨，中等身材，常穿一件自制的立领大襟上衣，或青或蓝，一贯的素色；略带花白的头发，总是被收拾得很好看，从不凌乱；圆润的脸上，时常透着笑容，时不时还会发出爽朗的笑声；除了那双缠裹不够到位的小脚，身体还算壮实，两手粗糙而红润。总体上一看，她就是一位乐观自信、干净利索、手脚不停、善于操持家务的人。

大姨对我，看得很紧，唯恐有啥闪失。我不止一次地听她跟我讲，你曾有个哥哥叫“铁如”，属狗，大你五岁，长得长方脸、大眼睛，白白净净，非常懂事。他也是跟着大姨长大，五六岁才回“家”。期间，曾偶遇一个算命先生，大姨让人给他算个命。不料，“先生”一番问话后却说：“这孩子身无疤、疮、痣点，恐难成人！”大姨听后，拉着铁如悻悻离去。谁知一语成谶，铁如回“家”后，竟因急性脑膜炎不治而终。受此打击，母亲一蹶不振，身体骤然垮塌。可怜我还是个一岁多点儿的孩子，大姨决意把我带走抚养。

对于儿时的事情，大多没有印象了。唯有吃，成为我不可忘却的记忆。关于吃，老家涉县有一句俗话：“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大姨家也不例外，同样没有摆脱“糠菜半年粮”的窘况。即使这样，在大姨眼里，这都不是事。“大人咋都行，小眼儿不行”。这句话，几乎成了大姨的口边话。

“小眼儿”是我无数小名中的一个。据说，小孩儿多几个小名好，名字难听点儿更好成人。大姨家这样叫我，村里的邻居和玩伴儿也都跟着这样称呼我。直到我长大成人以至退休后去到村里，童年的玩伴儿看见我，仍会热情的打招呼：“小眼儿回来了！”儿时的我，很瘦小，体质也很弱，常常闹病，一病就高烧，害得大姨没少担惊受吓。

食物少没啥，紧着孩子吃；挑食也不怕，换着花样吃。为了能让我吃饱吃好，对我挑食的毛病，大姨可是费尽了脑筋，没少给我开小灶。窝头不好吃，她就把窝头做成“窝漏”（漏斗状），里面塞个软柿子；山药、红薯吃腻了，她就和点儿杂面，用鏊子摊成煎饼；偶尔伤风感冒了，那就拿稀有的白面伺候，做成揪片儿、面叶儿或拌面疙瘩儿，最后还不忘拿出一个盛着香油的小瓶子，再拿筷子进去蘸蘸、往碗里甩上几滴。一番操作之后，那是真叫一个香啊！要是碰上红白喜事，抑或走亲串戚、逢年过节，但凡有点儿什么好吃的，总会留出一点儿，将其装到篮子里，再用一个木勾子将其挂到房梁上。谁都别想惦记——那是小眼儿的独食儿。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忽然有一天，大姨黯然神伤的对我说：“你七岁了，该回家上学了！”话没说完，已是泪眼婆娑。而我却懵懵懂懂，不知大姨为什么要哭。临走前的几天，大姨一直不大说话，只是一个劲的缝洗、整理我的衣物，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我吃。

父亲从县城来接我的那天，大姨的情绪稍微好了一些，但仍然唠叨个不停：“放假就好了！放假就好了！放假就能见到大姨了！”听起来是在安慰我，不如说在叮嘱我。临走前，大姨将一个无数遍打开又包好的包袱，郑重地交到父亲手上，仿佛在交接一项重大的使命。

送出大门，大姨不肯止步。她拉着我的手，身体紧紧地贴着我，迈着“小脚”，踩着高高低低的的石头路，一言不发的向前摇摆着。走到村口高台处，转脸儿就是一个长驱直下的陡坡，再无任何视线阻隔，这才停下脚步。大姨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又不知说啥好，嗫嚅间已是泪流满面……。在大姨的目送下，我五步一转身、十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走开了，大姨则站在原地、眼睁睁地望着我，直到视线里的身影逐渐的模糊、消失。

直至今天，那个别离的场景，依然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清晰地在我脑海里一遍遍播放。上学后的头几年里，每到麦假、秋假和寒假，我就像只放飞的小鸟一样，迫不及待地来到大姨身边。

每一次的到来，都是那么的兴奋;每一次的离别,都在重复着不变的场景。直到五年后，那个小我一轮的妹妹去到大姨身边，顶替了我在大姨心中的位置。小妹是大姨为我们家抚养的第三个孩子。

每每讲到大姨，父母都会无限感慨地说：“大姨是咱们家的大恩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你们大姨！”据母亲讲，大姨一生没有生育。因为喜欢孩子，大姨相继抱养了大表姐、大表哥。三舅家原本有个闺女，想再要个儿子，没想到又生一个“丫头片子”，大姨说句“我要”就抱走了。

大姨没有一个亲生骨肉，却实实在在养育了六条生命。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一口口喂养，一个个成人。那是怎样一个过程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她是怎么熬过这成千上万个日夜的，又是什么信念在背后支撑着她！

斯人已去，我该问谁呢？！

大姨！我想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