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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初夏，一到高考的那三天，别说考生和家长，全社会都严阵以待，大开方便之门——工地暂时停止轰鸣，部分拥挤路段提前疏导限行，交警用摩托车驮着粗心的考生回家取准考证……
而在40年前那个非比寻常的冬天，中断了11年再度恢复高考的日子，那群特别的考生们也受到了社会的礼遇——在上海，公交车凭准考证可以优先乘车，饭店凭准考证可以优先吃饭，有的托儿所星期天也不放假，为监考人员看孩子;在北京，商业部门把熟食送到考场;在辽宁，各地副食部门普遍赶制了面包、油饼，迎风冒雪送到各考场;鞍山市市内交通车还在考场附近设了临时车站;有些司机怕学生迟到，在征得乘客同意后中途甚至一站不停，径直开到考场。
当然了，哪个年代都有粗心的考生——辽宁省苏家屯考区一名考生乘火车赶考，却把准考证忘在家中，家里人发现后赶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就把准考证交给刚刚开动的货车的乘务员，货车一到苏家屯，车站工作人员就火速送到考场……
考卷上闹出了不少笑话
和当年的“全社会热心迎高考”共同载入史册的，是当年高考的成绩之低。
恢复高考后，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别在桐乡县和百色县进行高考试点，考生成绩出来后低得惊人，试卷上甚至笑话百出。据1977年12月11日教育部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简报》：
桐乡县考生四门科目总平均分数60以上的，只占考生总数的9%。也就是说91%的人都不及格。广西百色县参加数学考试的3459人中60分以上的只有22人，只占0.88%，考零分的倒有1254人，占总数的33.2%。零分倒比及格的人多50多倍。相当多的考生，连小学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百色县的语文试卷，错别字多到惊人的地步，比如把“繁荣富强”写成“凡容负强”，把“核武器”写成“黑武器”。学生写作文，会说“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威风和快乐”，“把四人帮贪污的教育时间夺回来”等等。
还有的学生，在政治考卷上把“形而上学”解释成“不论文化高低，照样上学”，把“剩余价值”解释成“东西卖不出去”，把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答成“海、陆、空”。史地试卷里，有的考生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答成“黄河、长江、珠江、淮河”或者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把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答成“秦始皇、列宁”，把大寨的地理位置答成“湖北、广东、贵州、江西”，把我国四个领海的名称答成“上海、青海、北海、中南海”，闹出了不少笑话。而这都是因为“文革”的严重干扰破坏，使教育质量大大下降，让教育战线成了重灾区。
各地都有一些考生答不上题，带着满腔怒火在考卷上狠批四人帮，比如辽宁省某考就在数学试卷上写诗：“寒冷考试场，心绪漫无边，犹念四害滔天罪，坑杀青少年……”
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
恢复高考第一年，没有准备好的不只是考生，还有全国百废待兴的物资生产。
当年，大省山东光是制作考试试卷就需要用到几十吨60克的书写纸，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纸张全部是计划供应。装试题的纸袋，也需要100g以上含木浆的牛皮纸，同样需要几十吨，同样无处购买。最后，经省招生委员会批准，省里有关部门特别调拨了这些纸张。
谁也没想到，勤俭节约问题成了高考的重要环节——装试卷的袋子如何准备，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按照考试规程，试卷至少要封装、开封两次，答卷在评卷之前至少需要换三个袋子——这就会使本来就稀有昂贵的牛皮纸用量增加三倍。最后，经过反复研究，招生委员会与印刷厂工人一起按照纸张规格反复比较试验，最终设计出来的试卷袋，保留了两个“舌头”：在考场使用时印好指定的接口，取出试卷后，再把第二个舌头取出来，作为考生试卷的装袋进行密封……就这样，两个舌头成功省下了几十万的资金，而这种环保的封卷方法，也被沿用到了现在。
不止山东遇到物资匮乏的问题，在知青聚集的云南省，同样有大量青年参加这届意义非凡的高考。1977年11月，云南省专门召开了会议，确保每个县至少有1-2个考点，全省一共设置了300多个考点、8000多个考场。然而令人忧心的是，印刷试卷所需要的纸张尚无着落。由于“文革”的破坏，整个国家经济萧条，物资匮乏，云南的状况尤其突出，本来就已十分紧缺的纸张被大量用于印刷各种政治读物。
眼看高考迫在眉睫，省里紧急调用了全省各地的库存纸张，并由当时设备和技术条件最好的云南新华印刷厂连夜赶制试卷一百多万份。但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教育局没有设置保密室和专职保密人员，保密制度很不健全，送达各地的一百多万张考卷，需要用两千余条麻袋来分装和铅封。省教育局无力解决，只得求助有关部门，是否可以调用战备物资。结果省领导当即拍板，战备物资一般不能动用，但高考是全国大事，当务之急，先用后补，立即责成省有关部门征调了两千余条麻袋，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当年的高考阅卷，别说没有自动化的阅卷读卡设备，连统计分数的计算器都买不起，全部都是靠阅卷老师人工——用算盘噼里啪啦打出来。阅卷室里人手一只算盘，到处只闻噼啪声。
当时有个特别形象的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进一看是招办的。”招生办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考生的档案要由地区教育部送到省里，用麻袋把档案装起来去赶火车，到了省会下火车再赶公交车，一路都背着大麻袋，不像要饭的才怪。
轰动全国的舞弊案
万事开头难。恢复高考第一年，连考卷、牛皮纸袋都那么难解决，对于考卷内容保密和考场纪律，就没有太多精力去苛求，只能做到一些基本的维持——比如在山东，每个考场都要求做到“三光”，即“墙壁光、地面光、桌洞光”，禁止带书包、书籍入考场。河北省印考卷的地方选在了保定的监狱，因为犯人没法出去泄题，全都用铅字排版手工印刷，招生办的人也在监狱里一住就是几十天，印完后装袋，再用上密封贴、密封条，盖上密封章、科目章……每天干完胳膊肘都抬不起来。
即使如此，这年高考还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故城舞弊案”——河北省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有6个女儿，前三个分别在1973、1974和1976年被“推荐”上了河北大学、北京邮电学院河北工学院。他的第四个女儿本是故城县郑口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77年高考前她未参加学校的选优考试，本不符合报考大学条件。但马连宝先后通知了文教局长、招生办主任和考点负责人，说他家的小四今年要考学。于是上至县委书记，下到考点负责人，几个干部一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安排。
为了让小四考出好成绩，考点负责人为她三次换考号，巧排座次，安排水平高的考生同桌，为她保驾助考，还特别从50里外的另一个公社，拉来一个数理化较好的人和她同桌，在考试之前就到预定地点与她约好“互相帮助”。考点负责人还告诉她：有不会的出来找我。等到考试当天，第一科考了20分钟后，马连宝还派通讯员为女儿送药，考点负责人趁机将她叫出考场，问明不会的题目，随后将答案送进考场——以后几科也都依法炮制。
同样在故城县，主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常委、县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张砚生，在听到改革招生制度的消息后，就研究新方法有何漏洞可钻，并向县招办探听试题试卷在县里停留多长时间，妄图偷题。随后，还安排了场外答题班子，将答案送进考场。
由于县委书记带头，全县考场随即一片混乱——考点办公室、教室宿舍、甚至马棚，都成了场外做题的据点，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场地，有的考场甚至连围墙都被掏出了洞，有的考生还因为送进了错误的答案而嚎啕大哭，考生随意进出考场，完全乱了套。有考生当场拒绝这样的考试，气愤地质问：“你们执行的是哪个阶段的考试制度?”群众也议论纷纷，“这不是考学生，是考老师，考爸爸。这样的考试同四人帮横行时一样，没真事!”
这桩舞弊案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挫伤了青少年的学习积极性，有的学生说，我们考得再好，也考不过老师，因此旷课、打架又多起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刹住的歪风又重新刮起来。次年1月16日，河北省委衡水地委为此事两次召开常委会，教育部也派人参加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最终对马连宝等人作出了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第二年就开始统考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全国并没有统一的命题出卷。到了第二年，就有了质的飞跃——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不仅统一命题，还以教育部的名义在高考前先发布一个复习大纲，方便考生复习迎考。
问题也随之而来，命题以什么为依据呢?
鉴于“文革”以来，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育大纲和教材，各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又差异极大，主办此事的教育部学生司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处理好照顾学生现有文化基础与适应大学教学要求的关系，既要从当前中学教育的实际出发，又要考虑到大学教育的水平;知识内容方面要处理好当时存在的基础教育九年制与十年制的关系;注意不同类型的考生。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考生读了大纲后感到有信心，而不是无从下手。
据当时从清华大学被借调到教育部学生司工作的赵亮宏回忆，“考虑到全国目前中等学校教材不统一，一些地区开设的课程不齐全。各地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我们编写大纲时主要以当前大多数地区所用教材和实际教学情况为依据，同时也考虑到高等学校入学新生的基本要求。考生按照大纲复习时，应着重在打好基础上下功夫，把注意力放在巩固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猜题和死记硬背。我们的出发点是经过复习，是广大考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当年的考试科目分成文理两类。文史类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包括英、俄、日、法、德、西、阿七个语种，考虑到外语教学的情况，报考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其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
高考的复习大纲在1978年4月份印发，而这一年的高考就在盛夏7月，时间非常紧张。高考正式的命题工作从5月下旬开始着手，各组必须在一个星期时间内先拿出试题初稿，再用几天时间进行推敲，拿出送审稿。从着手到完成，真正的时间不超过半个月。
有鉴于去年的高考舞弊案，这一次的全国统一出题格外谨慎。“文革”前，高考的出题地点是在北京的宾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命题人员完成工作后就可返回单位。但是1978年的高考录取率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社会风气又不太好，保密工作做起来很难——出题小组考虑再三，决定将出题点安排在青岛的海滨八大关风景区的青岛疗养院——这里有许多异国风格的别墅式小楼，出题组占用了其中两栋，生活和工作都在里面。为了工作上的对外联系方便，对外就使用“教育部教材编审会议”来作为幌子，这个名称后来也被沿用了多年。
在青岛疗养院里，还有一个较大的房间被专门辟为“保密室”。整个出题过程中，命题人员不能与外界通信、通电话，在楼外必须两人以上同行。非经工作人员统一组织，不得越出规定区域。而与命题内容直接有关的资料，都被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铁柜中，每个组的资料又都存放在一个提包里，每次上班开始工作之前，各组保密员都要到保密室领取自己的提包，下班时再将收存的提包交回……
在谈高考色变、对高考如临大敌的今日考生面前，或许已经很难再追忆当年时隔11年千难万险恢复高考时的那种期待——踏入考场的那一刻，迎面而来的不是恐惧，反而像是一道圣光，照亮了不一样的未来。(记者|阙政 部分资料参考天津人民出版社《难忘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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