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改革并没有失败，只是县里没有给我证明它成功的时间。”

“没有7月5日那二三百名家长到县委县政府信访，‘三疑三探’会在争议中继续前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涿鹿课堂教学改革的争议声会越来越小。” 8月23日，《民生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以下简称教科局）原局长、党组书记郝金伦。因不满当地暂停了一项持续进行近三年的教改工作，他在7月11日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局大会上，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并为此发表辞职讲话，有细心者将其整理成文字，以《涿鹿县郝局长激情辞职讲话》为题，在翌日发于网络。 “辞职讲话”很快便生成了一轮舆论风波。从7月中旬开始，围绕“是改革者无力回天还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败笔”以及“区域性课堂教学改革路在何方”等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事实上，作为当事主角，郝金伦尽管已被视为改革的殉道者，但在受访时，他坚持认为这次发起于冀北小城，归属于民生领域，关乎“百年树人”大计的改革实验并未失败，而他的假设之说，也让改革重启并顺利接续变得更有意义。

“辞职演说是即兴发挥”

“会前做了一些准备，但当天的辞职演说还是以即兴发挥为主。”郝金伦说，刚一开始他也没想明白是谁又是为什么把自己的讲话发表到网上的，“后来想想，应该是那些一直以来支持我改革的、正义的校长和老师们。” 在邀约采访郝金伦本人之前，《民生周刊》记者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接近5000字、被其特别强调是“辞职演说”的讲话文本。

“县委叫停全县教学改革，我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作为党员，我举双手赞成。”他强调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无论多长时间的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的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哪怕是一个月，我都不能接受。”而看客之多，也让他萌生退意。 郝金伦说：“在改革的道路上，只有我和几十位校长，还有一部分力挺我们的老师。万里行军，回头一看，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知己甚少。” 他指出，三年当中，他与在座的校长、老师经过艰苦奋战引进了受人诟病的“三疑三探”等教学模式，但在他看来，目前全县教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包括今年涿中高考成功实现翻番目标，他觉得所有学校形势一片大好。

“成绩摆在那儿，你抹杀也抹杀不掉。”现场，郝金伦说他之所以强调这些，并不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这里有我三千教师和几十名校长的心血，你想抹杀老师们不会答应，我们会誓死捍卫。在教改的实施过程当中，我仅仅是一名参与者、协调者、见证者，而绝非领导者。 郝金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无论自己是否辞职，上述这些都是他自改革以来最想说的心里话。

“涿鹿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现年43岁的郝金伦出生地为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张家口市涿鹿县，曾在该县的团县委和乡镇工作过18个年头，2013年调至教科局主持全面工作。 郝金伦坦言，自己履职科教局局长之前没有主抓过教育，因此对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并不太熟悉，尽管如此，家有一女的他实际上很早就知道涿鹿县的教育实力“很薄弱”。

“一个有着30多万人口的涿鹿县，这么多年来一本上线率很低，考上清华北大简直就是奢望。”通过任后一段时间的调研和走访，郝金伦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孩子们起早贪黑学得费劲，老师废寝忘食教得疲惫，家长披星戴月跟着心碎，可是成绩始终难以提高”的意见反馈。

“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郝金伦试图寻找问题根源。 他问身边专职做教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所得到的答案是全县一直在进行教改，而且比起全国其他地方，实施得还早很多。“言外之意，理念前卫，教法无误。”他说。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2001年前我国共启动了七次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涿鹿县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成为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教改课题实验县。而后教改似乎成为该县教育教学领域的“新常态”，时常邀请国内名师来县里演示授课方法。2001年后，全国第八次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开始之后，已经参与教改十多年的涿鹿县成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省级实验县，各种教改模式开始轮番上阵。

既然这样，那么会不会是生源的问题？郝金伦又去问与其个人关系较为不错的朋友。有几位在他上任前就把孩子送去外地读初、高中的学生家长告诉他，孩子刚出去后成绩也跟不上，“但人家学校教得好，没过多久成绩就上来了。” “孩子都是好孩子，问题出在教法上。”郝金伦意识到，尽管教改一直是涿鹿的传统，但还是形式大于内容，“没有改到点子上。” 得此结论后，郝金伦想找到一种“能够改变眼前教学现状，又能让学生愿意学，学起来不费劲，成绩还能明显提高的教改模式”。

“改革难度早有预期”

现在看起来，燃起郝金伦思想火把的那颗火种来得有些偶然。

“2013年年底，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吉林省东丰县教育局组织大批一线教师赴河南西峡一高参观学习的新闻。当时我就想，从东北到中原将近2000公里，是什么吸引了东丰县教育局？” 通过进一步检索，郝金伦发现，原来西峡一高的高考成绩排在全地区（南阳市）倒数，但2009年起在时任校长杨文普的主导下，推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后，2011年这所学校一本上线率和本科上线率分别达到了双双超过70%，特别是后者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94%。“这就是我们涿鹿一直想要却难以得到的成绩。”郝金伦决定带队去河南取经。

实地调研后，郝金伦着实被“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所推崇的理念所吸引。“这种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自主、合作、探究，而这种理念是被写进教育大纲中的。”在他看来，这是将“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引进涿鹿的理论依据。 除此之外，河南西峡无论是地理现状还是经济发展环境都与涿鹿相似，因此，在郝金伦的认知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在经过本土化升级后，一定会为涿鹿创造奇迹。 然而，郝金伦明白，如果没有形成共识，即便将新模式根植于涿鹿，并借此推行一场新的课堂教学改革，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稳妥起见，2014年上半年，他又分批分次带队去西峡求知“三疑三探”理念之外的更多细节，一行的队伍中就包括部分一线教师。为了让涿鹿更多的校长和教师都能为此而产生共鸣，郝金伦还把杨文普请到涿鹿进行现场授课。

“改革在争议中前行是好事” 2014年5月，涿鹿县教科局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标志着一场和课堂教学模式息息相关的改革顺利启动。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上述方案强调要在涿鹿推广学习力提升技术、思维可视化技术、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学习方法指导及“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等五项技术。 这也就是说，按照《方案》设置的“时间表”，涿鹿县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要在三年内实现不同程度的发展目标，而“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只是目标实现的途径之一。而且三年当中有一年的适应期，在这期间内，各校推行五项技术以试点示范为主，每个年级选出一两个班级试行。

“这也说明，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让‘三疑三探’全面开花、彻底铺开。”郝金伦认为，有对改革不了解的人指责他急功近利，一意孤行地推行“三疑三探”是“很不负责任的”。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2014年的高考“成绩单”，作为由改革者亲自参与指导的顶层设计方案，或许依旧会按“时间表”推进。 2014年涿鹿县高考“成绩单”公布后，涿鹿中学（高中）800名应届生只考上4个一本，这让身为教科局局长的郝金伦备受打击。“那时我才发现，涿鹿的孩子们不能再等了。” 有报道援引涿鹿县教科局一副局长的话称，2014年9月1日新学期开学，按照入模、习模、划模、创模四步走方案，全县公立学校被要求从小学四年级往上，以中学为主，全面推行“三疑三探”。而到了2015年春季开学后，四年级往下也被要求推行“三疑三探”。

在此前后，质疑甚至反对参加教改的声音开始在老师和家长两个群体当中出现。虽然老师一边未有波澜，但家长的反对浪潮还是在2015年6月集中涌现。 “在我看来，改革就是在争议中前行是好事，因为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事物中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过程，没有争议也就不需要改革了。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有效沟通。”

“这场改革并没有失败”

2015年7月的一天傍晚，反对参与教改的家长被教科局请到涿鹿县实验小学操场上参加交流会。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当天去参会的家长有1000多人，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家长还与郝局长进行了面对面的理论，无论郝局长怎么解释，家长们都很难信服自家的孩子不是改革试验品。” 郝金伦最终选择顾全大局。2015年秋季开学后，涿鹿县实验小学、涿鹿县初级中学停止“三疑三探”教学模式。虽然心有不甘，“但并不影响我推进教改的决心和信心。”他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一些没有退出的学校外，深思熟虑的郝金伦决定将对“三疑三探”的主要精力放在涿鹿中学上，决心据守这块改革试验田，相信“只要理想不死，理念不灭，‘三疑三探’早晚都会开花结果”。 芳香果味在2016年高考后扑面而来。 据当地媒体报道，6月23日，2016年河北涿鹿高考大捷，普通高中高考文理一本上线人数190人，在去年一本上线人数118人的基础上有大幅上升，增长率为61%。文理二本上线人数870人，艺术、体育本科提前批上线97人。

其中，涿鹿中学2016年文理一本上线93人，文理二本上线519人，艺术、体育本科提前批上线52人，一本上线人数在去年44人的基础上实现了翻一番，增长率为111.36%。 尽管这是一个让郝金伦怦然心动的消息，也是他就任教科局局长三年来最想得到的结果，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7月5日上午，二三百名学生家长到涿鹿县委、县政府门前信访，要求罢免他的局长职务，停止“三疑三探”。

当日下午，涿鹿县委11名班子成员召开紧急会议。“我被通知列席此次会议，并要求我汇报情况。但不知什么原因，最后还是没让我进入会场。” 同日当晚，一个让郝金伦多少有些不知所措的信息传来：经涿鹿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学改革。

郝金伦说，他不明白“策动”家长们信访的个别人，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理由去达到阻止改革的目的，县里的决定他也不愿评价，总而言之，“辞职是我自愿的。我想说，这场改革并没有失败，只是县里没有给我证明它成功的时间。假如留给我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充足，涿鹿孩子们的身上还会发生更多的奇迹。”（记者 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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