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习仲勋的题词号召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感召了海内外万千赤子；

30年前，本报作为全国36个发起单位之一，向社会发出了修复山海关长城的联合倡议，全国各地慷慨解囊，其中上海86万群众捐款70余万元，全部用于老龙头复建；

30年后，秦皇岛山海关感恩寻访当年捐款人，一场抚今追昔的寻访之旅，带我们重回那段感人岁月，也为我们揭开了老龙头背后一段特殊的历史沧桑——

2014年7月23日，山海关老龙头，景区讲解员孟营的导游词，是从停车场边的一角开始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几尊汉白玉石碑，就是上海市各界赞助修复的山海关长城纪念碑。30年前，也就是1984年，以上海各界为主修复长城捐款超百元的170位个人和超千元的50家单位的名字，都被镌刻在碑上……”

不多的言语，已足以让刚刚下车的游客们迅速进入参观游览状态，而这样瞬间“穿越”的开场白，在2014年的这个夏天，差不多已经成为老龙头景区导览的“标配”。

为什么是1984？

1984年，在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的记忆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那一年的5月4日，当时只有27岁的董耀会和同为普通青年工人的吴德玉、张元华一道，以长城入海处山海关老龙头遗迹为起点，开始了中国人在万里长城上第一次完整的“行走”。他们翻山越岭，历时508天，最终到达嘉峪关。

这一年，对长城而言，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就在董耀会他们还在长城上风餐露宿的时候，6月27日，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应用航空遥感技术对北京地区长城的调查成果在《北京晚报》发表，8天后，《北京晚报》刊发了发动社会力量赞助修建长城活动的启事。

活动启事见报的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欣然命笔，为这次活动题写了主题——“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9月1日，邓小平同志相同内容的题词更把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实，对于长城损毁问题的关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1982年，主抓山海关城建工作的张立辉，已经开始实地考察、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并在不同场合呼吁关注、修复山海关长城；1983年，一位普通的上海美术工作者林升燿，在特意利用到秦皇岛休养的机会到山海关寻访老龙头未果之后，曾专门写信给时任上海市有关领导，建议修复长城……

“后来发生的一切，是我们当时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如今，回首往事，无论是已成为长城学专家的董耀会，还是曾担任上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款委员会秘书长的林升燿，或是曾作为山海关区区长直接主持参与了整个山海关
老龙头长城修复重建工作的张立辉，都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如果把目光推回上世纪八十年代，不难发现，无论对整个中国，还是对秦皇岛这座城市，1984年，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份——这一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也正是这一年，秦皇岛等14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
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开拓进取的年代。”董耀会如是说。

“那是一个勇于任事奋发有为的年代。”张立辉如是说。

“那是一个开始回溯传统重新认识历史的年代。”林升燿如是说。

在那个国家历经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特殊历史时期，当长城又一次被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人们的热情被瞬间引燃也就不足为奇了。

风云际会，抚今追昔。

如果说，30年前，当董耀会、林升燿、张立辉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足迹留在那片海滩上的时候，怀揣的还是一个只有大致轮廓、细节并不甚清晰的梦想，那么在今天看来，这个梦想显然早已开花结果、正在朝着更加繁茂兴盛的方向生长。

如果说，30年前，三个自发徒步考察长城的青年工人、两位来自天南海北的中年知识分子、不同专业不同级别的多家政府机构和媒体，关于长城的这种不期而遇，多少还有一点历史的偶然，那么，邓小平、习仲勋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椽巨笔，则早已透彻凝练地道破了历史与现实、梦想与奋进之间的一种必然。

为什么是上海？

资料记载，自1984年9月起，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以及世界各地的捐款，其中，以上海市的捐款额和捐助人为最多，捐款者达86万余人，捐款总计70.98万元，占老龙头第一期修复工程总费用的73.2％。

“那时候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振兴中华的劲儿，可谓一触即发。”作为当年整个捐款复建活动的报道者之一，解放日报退休记者高叙法认为，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作为老工业基地，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组织能力和较高的人员素质，这些都为上海最终成为全国捐款“头名状元”提供了基础。

“那个时候我的节目是诗朗诵，把配乐委托给了作曲家陈钢。第二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自己找了一夜，最后连夜为长城专门作了一首曲子。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去组织义演，在上海连演了一百多场！”2014年7月15日，在秦皇岛赴沪
举办的“感恩上海 携手长城”联谊会上，92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秦怡深情回忆起3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掌声雷动，如复当年。

“昆剧泰斗俞振飞当年已经82岁，走路都颤巍巍的，但也参加了我们的募捐义演活动。”当年曾积极参与义演义卖的青年书画家丁祖敏如是说。

如今，在老龙头景区入口的纪念碑上，在著名艺术家秦怡和俞振飞名字的上下左右，我们还能看到王个簃、胡铁生、程十发、徐玉兰、傅全香、王丹凤、乔奇、严顺开、乔榛、向梅等等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

而当时只有21岁、每月工资仅39元的丁祖敏，在捐出三幅作品的同时，还毅然捐出了117元现金——那是他整整三个月的工资。其后，为了填补自己捐出来的这个“亏空”，丁祖敏在食堂里吃了整整两个月的白饭，只打饭不买菜，“实在馋了就喝一碗飘着黄菜叶的免费汤”。

30年后的感恩寻访之旅，为我们还原了更多感人的细节。

如今77岁的刘向东，30年前只是上海沪东造船厂柴油机研究所的一名普通职工，而他当年亲手捐出的，也只有区区6元钱，但2014年之夏在老龙头，他同样受到了最隆重的礼遇。

1984年的9月，当多次被沪东造船厂内部评为十佳通讯员的刘向东在报上见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倡议之后，立即提笔给厂报《沪东工人报》写信，号召全厂职工捐款。“因为情绪激动，一篇300多字的小文章，只花了不到5分钟时间就写成了。”稿子写毕，刘向东开始摸衣兜翻皮夹，里里外外，角角落落，浑身上下，一共掏出6元钱，和倡议信一并交给了厂报编辑部。“好歹能买几块砖头吧。”他说。

在以沪东造船厂为前身的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刊载着刘向东这封倡议信的1984年9月24日《沪东工人报》，至今仍保存完好。虽然由于企业改制，人事变迁，当年全厂的捐款总额已无法查证，但在老龙头捐款纪念碑上捐款千元以上企业名录中，“上海沪东造船厂”赫然在列。

而最具创意和参与规模的捐款，大概来自于上海第一百货。

30年前，南京路上大名鼎鼎的上海第一百货拥有全国百货商店中第一部自动扶梯，外地来的旅客把它当作观光地标，本地恋爱男女以此作为约会地点，以至于乘坐时常要排队。如今的第一百货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张为人介绍，最初是出于安全考虑，当时商场决定以1角钱购买电梯乘用券的方式控制人流，而在保存至今的电梯券上，正反两面分别印着的，正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和“为修长城，捐款留念”的字样。最终，上海第一百货募捐款项接近万元。这也意味着，先后有近十万人次通过这种形式，为修复长城添砖加瓦。

众志成城。

千百年来，这或许是这个成语最形象的使用情境之一，而这一次，中国语言文字所生动印证的，正是一个民族高度凝聚的情感与精神。

为什么是老龙头？

“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出来之后，各地踊跃捐款，据说上海捐得最多，当时有长城的省份都在争取。”时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的王幼辉，如今已年届八旬，正在秦皇岛休养，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很多细节还记忆犹新，“省委就派我带队到上海去做工作，争取把捐款用于老龙头的修复。”

“当时我们到处讲，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讲山海关老龙头的历史意义，讲我们的前期工作。”随王幼辉一道去上海争取捐款的张立辉如是说。71岁的她随子女现居深圳，电话那头，声音响亮，思路清晰，仍不乏当年的闯劲和锐气。
老龙头的历史意义到底在哪里？

“老龙头是明代长城唯一与海交汇的地段，在冷兵器时代，包括老龙头在内，整个山海关长城，从未被外虏攻破侵入。”当谈到老龙头在整个长城的地位和作用时，山海关文保所原所长郭泽民的声音骤然提高了几个分贝。

在老龙头复建过程中，正是他亲手在今老龙头澄海楼南侧南海口关内侧古长城的墙体上，发现了明成化年间“永固”字样长城城砖。作为一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长城的文保工作者，郭泽民深知“永固”二字背后的分量。

明代，由于蒙古部落和后来建州女真的不断侵扰，山海关成为前方重镇。明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一支蒙古铁骑直奔南海口关而来，试图由结冰的海面绕过山海关进犯内地，终因潮水上涨、海冰解冻无法通行而贻误战机，被明军击退。在山海关地区，至今仍流传着海冰陷敌的传说。

次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孙应元在此修筑了一座敌台，其后的隆庆四年，名将戚继光将此台改修为空心敌台，并命名为靖虏台（康熙年间又改名为靖卤台）。万历七年戚继光又指令沿靖虏台向南增筑入海石城7丈，长城从此真正伸入到了海里。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龙头。

老龙头的兴建，始于抵御外来入侵的实战需要，而上世纪之初，把老龙头古建从这片海滩上悍然毁灭的，也正是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

据文献记载，1900年夏，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继续进犯军事要塞山海关。9月30日，英先头部队乘军舰“倭人号”到达老龙头海域，并向老龙头开炮，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次日，英军占领老龙头炮台和山海关车站。10月2日，各国组成的联合舰队驶抵老龙头登陆，上岸后烧杀劫掠，澄海楼被付之一炬，宁海城楼被毁夷，靖卤台、入海石城也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这一段长城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屈辱苦难，也见证了这个民族的奋勇抗争。“长城抗战的第一枪是从山海关打响的。”郭泽民告诉我们，这就是著名的榆关抗战，榆关正是山海关的旧称。

1932年12月8日，日军第八师团炮击山海关城，并集中陆海空三军，从地面、海上、空中向城内发起猛攻。我方坚守城池的59军626团一部，与敌血战三昼夜，在破城之后又展开巷战，最终将士400余人壮烈殉国。

“当一辈辈人传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传承的正是这不屈的精神力量。老龙头的盛衰兴亡，恰恰见证了数百年来中华民族命运的起伏跌宕，堪称长城历史、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历史的缩影。”董耀会这样解读老龙头的象征意义。

为什么要感恩？

“古语云，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30年来，秦皇岛人民一直无比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珍贵友谊，把感恩上海、回馈上海铭记于心……”在7月初举行的“感恩上海 携手长城”联谊会上，秦皇岛市市长商黎光这样说。

1985年4月23日，王幼辉等在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方面签署了《关于沪冀两地联合修复山海关长城的协议》。在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本记录：

“根据两地目前已具有的财力、人力、物力，在河北省确定的‘修复长城总体规划’的一期工程中，选择山海关长城的‘老龙头’段修复项目，作为联合修复工程……协议签署后，即将上海各界群众捐集的柒拾万元人民币，移交给河北省‘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指导委员会，全部款项专款专用于‘老龙头’长城修复工程。”

老龙头的地标性建筑——根据历史档案重新设计修建的澄海楼、根据考古挖掘再现遗址及建筑结构而复建的靖卤台和入海石城等——由此而来。

从1985年5月25日一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到1992年6月10日四期工程全面竣工，老龙头历经7个年头，终于重新全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工程总耗资1795.3万元，其中社会各界捐资超过150万元人民币。

在这次将贯穿2014年全年的感恩寻访过程中，在遍翻历史资料寻访当事人的同时，秦皇岛市决定对在山海关景区内相关碑刻记载的百元以上捐款人，赠送山海关荣誉市民证书，给予山海关三大景区终生免费旅游优惠；向当年捐款较多的上海、大庆、本溪三个市的市民发放万张“感恩卡”……

要感谢的，又岂止一城一地。

在山海关脚下的长城博物馆，两件展品令人过目难忘：一张照片——广东东莞退休工人张海山，在得知老龙头复建的消息后，专程赶到山海关工地，义务劳动达月余；一条红领巾——吉林长春平阳街小学五一中队全体同学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倡议下，捐款之余，特意把家乡的泥土和这条绣满全体同学名字的红领巾寄到山海关，请工作人员把泥土撒在老龙头的工地上……

虽然，30年白驹过隙，由于历史沿革人事变迁，那些曾以平凡善举共筑长城的人们，或年事已高，或已然离世，或无从查考，就连有明确记录的捐款单位，现存或尚有承续关系的也只剩下一半不到。但，就像那来自关外的黑土早已与长城融为了一体一样，在梳理天南海北的一个个动人故事的过程中，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当事人，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汇聚成一个群像。

7月23日，在这个雨后初晴的夏日，据有关部门统计，整个山海关景区共接待游客2.89万人次，其中，参观老龙头的游客达10820人。

或许，对阅尽千年盛衰兴亡的长城而言，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30年也仅仅是弹指一瞬，而在这数以万计的游客之中，真正深入了解整个老龙头历史的人，也并不会太多。但站在万里长城入海处的最尽头，远眺雨后的渤海湾，云蒸
霞蔚，烟波浩渺，抚今追昔的沧桑感，仍是众多游客与我们最多谈及的话题。

老龙头，山海关，长城……这些从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符号，早已深深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记者 朱艳冰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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