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的大门

进入中专后，王新月感觉非常不好，混日子的氛围让她无法接受。

“我不想一个人在广阔的大海上漂流。又或许是我很胆小我不想一个人去冒这个险。我想和身边的人一起去，想有人给我做伴，想看到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或者正在找寻自己的航向。”她曾用文字记录下那段时间的心情。

2010年夏天，她拉上了“久牵”的同学去上英语补习班准备考托福，试着迈出出国留学的第一步。

托福的成绩并不理想，另一道曙光却出现在她的面前。

2010年的冬天，张轶超了解到UWC正在中国招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新月。

UWC，中文名字为世界联合学院，创立于1962年，意在将不同国度、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目前共有12所学院，分布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小学教育外，还有两年的大学预科学院。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捐助。

中国在1973年送出了第一批UWC学生，此后一直由国家部委选派，后来下放到诸如残联等不同部门。进入UWC的学生，两年结束后可申请海外大学，毕业后多留在国外工作。在UWC的毕业生中，不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思科（中国）发展总监等。

2010年，由其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负责统一选拔学生。

王新月便是第一拨被这届理事会面试的学生。

最初，看到全中国只录取25个人，她觉得希望渺茫，没有当回事。

这年的12月15日是申请书投递截止日。12号，张轶超找到王新月，逼着她填了申请书。仍没当回事的她，填完便扔到了脑后。

春节，她收到了邮件。“哇噢，让我去面试！”她简直不敢相信。

面试进行了一天，包括模拟联合国答辩、户外挑战和单独面试。

在模拟联合国答辩中，大家分成四个组，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末日来临，你只能选五个人去新的星球，你会选哪五个人？

其它的组都只选择了诸如教授、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女人等比较强势的人，留下了老弱病残，王新月他们却没有放弃弱势者。

“理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会选择强者，因为要到新的星球去建立新的家园。但我们觉得不能太自私，不能因为这个就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她说。

最终，她所在的小组得到的评价最好。

而在单独面试环节，她和面试官聊得很开心。

“那时，问我作为一个不能参加中考高考的人，对中国教育的看法，我就说中国有很不公平的体制，比如对农民工子女的不公平，不仅会造成现在一代人的隔阂，也会造成下一代人的隔阂，会极度两极化。”

她的回答和表现让面试官印象深刻。赵宾毕业于UWC，现在是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三年前，正是他面试了王新月，现场的对话他至今难忘。

“你在国外想做什么？”

“想做跟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

“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怎么改变？”

“我要拍纪录片，让大家去看，在看的过程改变人们的想法。”

赵宾面试过许多人，很多人懂得面试技巧，答案早就设计好了，王新月的答案或许也可以设计，但她眼睛里闪出的火花却是无法设计的。

“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会用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很有能量的人。”赵宾说，“她正是UWC想找的那种人，有梦想、能坚持、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在我这些年面试的人里面，这样的人不超过5个。”

王新月面试通过了，UWC加拿大分校的大门向她敞开，并提供两年41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

清明节回乡之旅，王新月将好消息带给了疼爱她的爷爷奶奶：“跪在坟前给爷爷奶奶烧纸钱，风真的很大！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和大伯、大妈对爷爷奶奶说的话—在告诉他关于我们姐弟三个的情况，当然也把我将要去加拿大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在地下能够安息。”

继续改变命运

在UWC的两年，王新月仍是活跃分子，改造废弃的蔬菜大棚，参加辩论赛，组织加拿大同学来中国实地考察，纠正他们对于中国的偏见。

两年后，要准备毕业论文，她研究的是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并利用暑假回上海做调查，采访上海人、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NGO。后来论文登上了校刊。

毕业后要申请大学，她选择了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的西蒙弗雷泽大学。面试前，考官已经知道在学校小有名气的她，并对她的毕业论文很感兴趣。

“我没有责怪上海人和农民工的任何一方，重点是去解释为什么这个现象存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方。”王新月解释了她的论文观点，“当地人没有给农民工一个机会去接纳对方，农民工也没有给城市人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双方隔阂越来越大，所以政府需要放宽一些政策，让农民工感到被认可。要从学校开始，积极促进农民工和上海人的交流，从小孩开始促进融合。”

她又一次通过了面试，并拿到了这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每年暑假回国，她都会去“久牵”和UWC中国理事会帮忙。

“她很有想法，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组织同学来中国考察，效果都很好。”UWC中国理事会委员王颐对王新月评价颇高，“她是跟UWC理念很匹配的人。”

UWC中国理事会副理事长华晓杭近年招聘了不少逆境中出来的人。他们或因自身残疾，或因家境贫寒，或因政策限制，发展受阻，但却都目标明确，充满了读书求学的渴望。

“逆境出来的人可能分三种情况，一种就是完全的排斥、逆反，一种是幸运儿，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但对社会很反感，认为这个社会是非常自私的，所以我也要自私，要将一切利益抓在自己手上。”华晓杭说，“但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会正面去看待逆境与不公，并愿意去改变。”

“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公平的事情，但如果大家只是去指责，而不去做哪怕一点点改变，这个社会就会永远不公平下去。如果能通过王新月这样的人，带来更多正面的能量，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华晓杭说。

对于未来，王新月决定最终还是要回国，回到上海。无论做什么工作，“大多数的精力会放在NGO、‘久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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