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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六”张立宪(梁赛玉\摄)
平心而论,外号“老六”的张立宪长着一张并不文化的脸。对街道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言,这个河北汉子更像是一名民警,而不是一份杂志书的主编。否则他的河北老乡高群书导演不会在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的电影《神探亨特张》里邀请他领衔主演。
但老六却是北京文化圈内实打实的名人。2005年,经历一场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堵车之后,在新闻业和出版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六如顿悟般放弃了高薪的工作,自立门户,创办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出版物——《读库》。
《读库》取“阅读的仓库”之意,是两个月出一辑的杂志书,每年六本。刊载篇幅为1万-5万字的历史、文化类非虚构特稿。在传统出版业遭遇寒流,业内人士频问“杂志书还办不办得下去”的今天,度过9周岁生日的《读库》依然稳步前行。
近日,本报记者在《读库》的会议室对主编老六进行了专访。等到这位外表粗豪的男子开口说话,桌子对面传来的却是谦谦君子的温润气息。
即使《读库》关门,也能看淡
《读库》成长在受众阅读习惯急遽变化的网络时代。近些年,与传统出版业人士交流,常听见忧心忡忡的“转折”与“拐点”。此刻,老六静静地坐在桌子另一端,他说自己不担心《读库》的未来。
这个答案一定不包括他九年前的状态。在《读库》初创时期,老六的资金并不富裕,出版业的寄销制要他提心吊胆半年才能回款；他的作者和选题也很有限,一位作者“拖延症”发作,就可能让一期《读库》难产。
2006年,正在德国海德堡的他曾在博客里写道:“后半夜全部在打各种各样的电话,试图解决各种问题。晨曦初露时,我坐在阳台上一把椅子上,心力交瘁,几乎有一种撑不下去的感觉。我甚至怀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一行呢?摆摊卖些冷饮,是不是也比这样要舒心一些?次日去小镇闲逛,我内心依然凄惶不已,感觉无助到极点,绝望到极点,偏又无可诉说。古堡美景,全换了颜色。”
比他高一级的人大新闻系师兄,著名足球解说员刘建宏曾在不少场合提到老六的这段经历。刘建宏说,中国足球今天面临着跟老六师弟当年相似的绝境。那么,中国足球也应该学习老六的坚持和勇气。
老六对师兄的抬举有些惶恐。《读库》走过第九个年头,自己早已操持得得心应手。以《读库》的品质借助网络的传播力,在14亿人的中国,找到四五万读者,并非难事。老六没计算过《读库》的发行量至少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准才是维持运营的临界点。他只是对本报记者说:“在当下的阅读氛围中,找到一群爱看书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一些美好的东西。”
老六的一些选题的确不怎么经济。他策划《青衣张火丁》的画册,总共历时五年,耗资百万元,动用十余位摄影师,转战五座城市。最后,他干脆租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把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道具都拉来。五天时间内,专题拍摄。而这本定价660元的画册要收回成本,无疑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2013年,他又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老艺术家们合作出版有声读物。老六对本报记者说:“如果说,完全没有商业考虑,那是不切实际的。但跟那些追求快销的出版物相比,我更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些声音、这些画面保留下来。因为时间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老六36岁时创办《读库》,出发点是办一份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刊物。“做《读库》应该是让我摆脱对金钱的算计,而不是让我加重对金钱的算计。如果我现在还计算兜里有多少钱,要不要上市,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有质量的生活。”
老六对本报记者说,即使《读库》某天关张大吉,到了自己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看不开的地方。
2011年7月,北京暴雨,山洪让《读库》在房山区的库房损失惨重。曾有媒体报道,《读库》库房八成库存都被冲走,仅余两成泡在淤泥中几近损毁。当天人在上海的老六,到了半夜两点,就安然睡下。后来朋友安慰他,他说就当是给老天爷打了两年工。
“《读库》办不下去了,我也能活得好好的。没有惋惜,没有想过办成百年刊物。我们有计划,但做不成,也不会觉得欠了谁。我们去约稿,人家不接受你。不接受就不接受吧。撒下去100颗种子,可能只有一个结出果实。”老六对本报记者说。
唯有发现一篇稿件的潜在价值,经过与作者的沟通,编辑出来,再通过美编印制,发行到读者手中,最后获得读者反馈的过程是让他至今沉迷不已的享受。从《读库》创办至今,作为主编的他一直是唯一的一名专职编辑。
“我就是一名编辑。我也适合做一名编辑。”老六从不怀疑自己是一个出色的编辑。他很意象地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种树的过程。先选好适合的土壤挖坑种树苗,之后的日子里有规律地浇水、剪枝、施肥,静静等待它一点点长高,越发茁壮。”
他的另一位人大新闻系同学,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斌在微博上回忆说,“大约十几年前,老六说有本书很棒,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自传》,找来找去新华社曾经小范围出过,书籍破损严重。前几天,老六邮来最新版本,他是策划编辑,人生至此,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真好。”
读书人的体面
虽然老六常说,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看书看得多就有优越感。但言谈中,他藏不住一份属于读书人的骄傲。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聊到一个被他称作“种族主义”的观点:坐经济舱的人在玩ipad的时候,坐头等舱的人常常在看书。他没有对这个观点做任何评判,但说起不爱看书的人,他抬起右手做了个告别的姿势,坏坏地调侃:“祝他们幸福!”
或许正是这份骄傲,让老六成为一名拒绝轻佻的人。以书为业的老六不愿意在采访中给读者推荐书目。“现在我每天打开十本书,有七本是同行送的。我不能多说话。”
老六觉得,这不体面。他可以看淡《读库》的生死,却放不下一份体面。
2011年的山洪危机,他拒绝了很多人的帮助。“一个人是自食其力还是靠救济?大家已经在支持我们了,就不要再做情感绑架了,再找一个由头做销售经营,我觉得那样做很不体面。假如我们真的有资金困难,我宁愿去贷款。”
有媒体曾问他是否会对供应商赖账,拖欠?他曾回答说:“没有必要把情商、智商放在这个上,我觉得不体面。与我合作的商业伙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我都要让他们体会到一种好的商业伦理和道德。”
自己玩票的《神探亨特张》拿下金马奖最佳影片。他却不习惯电影圈的风气。“我们做书,口碑慢慢培养就行了,甚至可以做得不足一点,因为吹得太过了反倒让人反感,做得不足一点,读者会同情我们、包容很多很多的工作。所有这种稍微体面、稍微有风度一点的事,在电影界都不存在。”
2011年,《读库》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这是一套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首版的百年前教育经典书目。杨绛先生看过这套书后十分兴奋,说她在北师大附小读书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套书。这让老六想到了一句广告语:杨绛先生小时候用的就是这套书,那么你呢?
但老六最终放弃了这个不体面的念头。“这套书是谁用过,是有用还是没用,用过它的人能够成为杨绛或者是谁,不是这套书决定的。这套书毕竟已经不是必看必修的教材了,把它拔高到这个地位,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在今年的读者会上,老六也检讨自己不体面的事:过去自己太在乎一本书的皮相。老跟大家讲,这本书做得多不容易,纸选了多少遍,印刷时费了多少劲,封面做成这样有多难。但一本书就是让人读的。说那么多,挺没品的。
采访中,聊起出版业,老六对本报记者说:“我的书卖了四万本,不至于说见到卖四千本的就趾高气扬,见到卖四十万本的就俯首称臣。大家都有体面和尊严。”
记者追问他对“体面”的定义,老六不愿多谈:“体面或者不体面,大家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这个事不宜多说,尤其在这个时代。一个读书人内心清楚自己的尊严和底线就够了。”
撕掉文艺标签
近两年,《读库》愈发有些“艰涩”。类似创刊初期的《周星驰的龙套家族》《好莱坞电影俗套》的文艺选题逐渐减少。诸如新疆考古、德国司法案例和台湾现代农业的文章倒占了不少篇幅。
作者绿妖在2014年发表了《果蔬吟》《稻米歌》以及《阡陌行》三部作品分别介绍台湾农民与土地的感情和故事,梳理台湾土地政策轨迹,台湾土地政策背后各方的纠结,总字数逾十万。
“这和现在大陆城市里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算是强制阅读。”老六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他处心积虑的“筹谋”。
“《读库》选题的广度和宽度超出了原来的想象。一开始,迁就读者多一点,会有周星驰这种选题。文艺的内容在政治上也相对安全。但出版业应该提供读者应知而未知的信息。一篇关于新疆考古的文章,平时可能少有人看。但等读者对《读库》有了信任感,那么,他们也能接受之前望而却步的题目。”
在2012年南京的一场活动中,老六从包里掏出一本紫色封皮的《19世纪文学主流》说,这是自己非常喜欢看的一本书。每个人都会有喜欢读的一类书,但千万不要局限于此,不同的书籍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
老六得意《读库》于2013年刊载的《万神殿堂》《汉家陵阙》。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南所著的建筑史诗系列。“我认为《读库》的读者应该对建筑有所了解。书,你不喜欢可以不读；建筑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矗立在你眼前——大裤衩就在那儿。雨果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在书架上,我一直为它留着一个空。”在《读库》里,王南的这两篇文章长达三五万字,老六毫不吝惜地为之配上近百幅插图。
不适应的读者在网上吐槽:这两年《读库》没有原来好看。老六很是坦然。这两年《读库》发行量稳定在四万份左右。在《读库》淘宝店的2015年征订下方,买家们的留言里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陪伴”。
6年前,梁文道在他主持的凤凰卫视栏目《开卷8分钟》里说:《读库》的品位是70后或者60后一代人的口味。在前不久的9周年读者现场会上,主持人白岩松发现,80后、90后的读者成了主体。
“可能有的人读《读库》就是一种误会,结束这段感情也是应该的。有的人没有读到《读库》,可能是一种隔绝,现在遇见,也是一种缘分。”老六说。“随缘”的老六也不让《读库》的作者像报纸、杂志的专栏作家固定下来。每榨干一名作者最精华的三五篇文字,他就毫不留情地换人。
这几年,《读库》不仅扔掉了文艺范儿,连“民国”“反右”“文革”这些容易吸引眼球的选题也操作不多。老六对本报记者说,这并不是处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只是市面上“这样的题材实在太多,我反倒要降低它的比重”。与之相比,他觉得正在操作的“电子竞技”的选题在当下更有资格在《读库》的书架上有个位置,即使他本人对电子游戏的理解还停留在魂斗罗的时代。
“《读库》的文章不能只是好看和温暖。《读者》的文章也很好看,但我会疲劳。与心灵的冲撞相比,我个人更看重智力的冲撞。《读库》真正的定位是一份社科类出版物。”老六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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