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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沃淞沪,激发中华民族总动员

2017-08-18 09:56 作者:关山远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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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网络流传出4名男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在当年战场——上海四行仓库前拍照一事,令人发指,引发网民极大愤慨。

这只是极端个案,几个丑类无底线的表演而已。拍照者是所谓的“精日”即“精神上的日本人”,但他们不知道,80年前的淞沪会战,恰恰是近代中国人走向团结的一个开始,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

80年前,一寸山河一寸血,岂能亵渎这段历史!

“一寸山河一寸血”,出自黄维,淞沪会战时,黄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67师师长,他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沪战争》一文中写道:“就在拂晓时,日军开始炮击,向我阵地发动全线进攻,罗店全镇毁于炮火,成为一片焦土。我军经常趁敌机不能活动的晚间,发动夜战以夺回白天丧失的阵地,有时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都很大,第67师伤亡过半。”淞沪会战中,罗店战场异常残酷,有“血肉磨坊”之称。黄维的67师在罗店打了一个星期,打到最后黄维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师部除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够。

十八军是蒋介石的主力王牌,堪称当时最精锐的中国军队,尚且打得如此惨烈,遑论其他装备低劣的部队。淞沪会战持续了3个月,中国军队先后投入步兵48个师、15个独立旅、9个暂编旅、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炮兵7个团,70余万人参加战斗,死伤30余万人。日军投入20余万人,伤亡4万余人。

这些部队来自全国各地。今天回顾历史,很难忘记一些中国军人的身影:

1937年9月1日,驻贵州安顺的川军二十军出发了,在军长杨森带领下,二十军士兵穿着自己打的草鞋,戴着竹斗笠,有的还带着油纸伞,他们沿湘黔公路徒步行军,到湖南辰溪乘船到长沙,换乘火车经粤汉路到武昌徐家棚车站,连夜渡江到汉口,再由汉口到浦口换京沪线火车……整整花了41天时间,于10月12日抵达上海南翔火车站集结,设立军部指挥所,随后部队转入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带前线阵地。战斗之前,杨森发表全军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我们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

10月14日,战斗打响,二十军官兵与日寇激战五天三夜,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牢牢守住大场阵地。二十军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换防后,全军只剩下了5000人。134师802团的千余名官兵,打得只剩下200人,团长林相候冲出战壕杀敌时头部中弹牺牲,他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第一位团长。804团团长向文彬,与日军血战20多个小时,全团官兵,营长只剩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4人,士兵只剩120余人。火线上,向文彬在一天内的三个小时内,军衔从中校升为上校,又由上校升为少将……二十军以血肉之躯保住一寸阵地不失,还夺回了中央军二十三师丢掉的陈家行阵地。794团换防之际,日本趁机发动进攻,他们决定先把日军打下去再移交阵地,一个团,最终只剩40多个士兵。

笔者若干年前曾访问过亲历淞沪会战的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少将处长杜重石,他回忆说:“敌人火力很猛,我在战壕里用刺刀把一顶军帽撑出去,转眼间帽子上就被打了十几个洞。”他还说:“我们的队伍每天一个师一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前线3个钟头就减员一半,有的支持了5个钟头就减员2/3……战场就像个大炉,人一填进去就被熔化了。”

另一支川军,43军26师防守大场,他们的装备更差:每个连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连瞄准的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扳机柄,要用麻绳拴着以防掉落……但就是这么一支武器窳劣的部队,与敌鏖战七昼夜,力保阵地不失,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多名,每个连活下来的士兵,少的仅三五人……换防之后统计幸存者,全师4000多人,仅剩下600余人。

战后评点,26师成为淞沪战场战绩最优的5个师之一。

在淞沪战场上,除了中央军嫡系部队外,还有川军、桂军、黔军、湘军、滇军、西北军……其实,面对日寇,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军队。

进入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无有宁日,从之前的直系、奉系、皖系,到后来的晋系、滇系、桂系、黔系、湘系、川系、西北军、东北军……民国只是名义的统一,就在日军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和西北系冯玉祥结盟,跟蒋介石大打出手,史称“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

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争夺地盘,更是混战不休:云南是唐继尧打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打毛光翔,山东的韩复榘打刘珍年,四川更是山头林立、混战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在各种混战吞并之后,四川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名义上虽已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军阀本质没有改变,争夺防区,混战不休,将四川瓜分为各自大大小小的地盘,“我的地盘我做主”,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官员,关卡林立,捐税苛重。

1937年,“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正式拉开帷幕,“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学者郑光路所著《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一书,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军阀们吵成一团,既互相打嘴仗,又跟南京派来的代表何应钦讨价还价,不欢而散。7月8日一早,继续开会,与会者以为一定会剑拔弩张,火药味更浓时,何应钦通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却如炸响油锅,霎时同仇敌忾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省主席刘甫公(注:刘湘)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在国难之际,被唤醒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南京国防会议,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过去一切嫌怨,共同对付强敌。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8月25日,淞沪会战爆发12天后,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中共中央发布改编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共4.6万人,开往华北抗日。主力红军在人数未减情况下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许多红军干部“连降三级”。而且,红军将士要“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很多战士想不明白,红军将领们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弟兄两人正在闹矛盾,突然进来一个强盗,我们是继续打架还是联合起来对付强盗呢?”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抗日誓师大会上带头戴上了缀有国民党帽徽的军帽,他带领全师官兵宣誓:

“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来自广西的骁勇士兵,挺着刺刀向坦克进攻,这是淞沪会战中的悲壮一幕。

桂军素以勇猛著称,冲锋时人人奋勇当先,唯恐落在别人身后,挺着身子,没有人匍匐前进,没有人利用地形掩护,甚至不弯腰,士兵端着刺刀冲向日军的坦克和弹雨,成排成排地被扫倒,其状惨不忍睹。飞机来了不卧倒也不隐蔽,还指着日机大骂,白白送了性命。174师一个团,初上战场不知厉害,拂晓时集结在一片竹林中做战前动员,结果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招来大批飞机低空扫射,全团人马未投入战斗即死伤大半。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面对现代立体战争,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国家的奋起反抗。战场上,人人争相报国,浴血杀敌,但血气之勇,很难弥补武器之劣,牺牲惨烈。淞沪会战开始时,中国军队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因为火力缺乏,始终未能攻占其坚固工事,固守的日军,等来了源源不断的援军,战局开始胶着,而后日军凭借海陆空强大火力,占据了战场优势。中国士兵从各地前来增援,一批批补充到前线,一批批倒下……用国民党将领陈诚的话来说:“人海战术,难敌火海战术。”

就这样,苦战三个月,以惨重代价,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值得强调的是:这三个月,也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保存中国经济血脉,赢得了时间。

学者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一书中,详细描写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前后,各路大军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从中部、西部涌至上海,而另一股潮流,从上海、东南沿海,一路向西,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工商企业主、小工苦力……挈妇带幼,从海边走向大山,从富饶的江南奔赴偏远的西南。为了延续民族的血脉,他们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信仰、不分党派,走上了艰苦卓绝的迁移之路。崎岖的公路,绵延的小道,浩浩的大江,到处是转移的人流,他们在向西、向西,再向西!

上海大鑫钢铁厂,是一家民族工业企业,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对大鑫厂垂涎三尺,厂主余名钰决定内迁,下令连夜拆运工厂设备,先行抢运到租界,在战争激烈进行中,将机器及物资运出上海,其困难可想而知。当时长江下游镇江以下江面已经封锁,陆路运输也不可能,火车被军队征用,唯一的运输路线,就是用木船装载,循苏州河至苏州,再以小火轮船拖运至镇江,然后再转轮船驶往武汉。但1937年10月底,上海闸北已被日军攻占,苏州河暴露在日军的枪炮之下,不得已,内迁船队只好改经黄浦江绕道松江转往苏州至镇江再往武汉。不久,杭州湾又遭攻陷,松江告急,因此内迁船队又改由黄浦江租装外轮,先运抵南通,再驳装木船至镇江,最后逆水而上武汉。

但是千辛万苦到达武汉后,武汉战事也吃紧。于是,从1937年12月起,又分五批迁往重庆。1938年2月,终于在重庆的土湾重新建厂投产,成为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厂,生产了大量军火与民用产品。

苏智良在书中写道,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布局十分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沿海各城市,内陆的一些省份几乎没有现代化工厂。据1937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当时全国已登记工厂共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竟超过了3300家,其中上海占了1279家。工业如此集中于沿海地区,一旦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的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写道: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民营工厂内迁639家,由国民政府助迁者448家。其中钢铁工业2家,机械工业230家,电器制造业41家,化学工业62家,纺织工业115家,饮食品工业46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迁器材共计12万吨。内迁至四川的有250家,占55.8%,湖南121家,占27%,其他还有迁往陕西、广西等地的。

在这些数字后面,有多少艰辛与曲折,多少血和汗?很多内迁企业都像大鑫厂这样,先迁至武汉,武汉战事吃紧时,再迁至四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宜昌到重庆一段,水急滩多,更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无数的机器,是装在木船里“蚂蚁搬家”般一点点入川的。船多纤夫少,内迁的工人背起了纤绳,在危险地段,一只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拉纤。他们不但要提防长江的急流、险滩,还要提防天上的敌机扫射……

苏智良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上海为首的战时工厂大内迁,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次民族工业的迁徙,几乎涉及了所有主要的工业地区;迁徙的企业种类之多,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工业的所有部门;跋涉路途之遥远,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的东西南北;历时之长久,从1937年到1940年底,前后持续了近4年;至于动员力量之大、辗转周折之艰险,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更是绝无仅有的。

千辛万苦,赴汤蹈火,就为了保存民族的血脉,这也是一次中华民族的总动员!

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失败告终。11月5日拂晓,日本重兵杭州湾金山卫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南方的背后。8日晚,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11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指挥失误,撤退最终变成了溃退,在淞沪会战惨重的牺牲之外,又造成了十万人的伤亡。

对于淞沪会战,历史已有公论。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一书中评价:“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亡中国的野心,为保存国家的经济实力,掩护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时,淞沪会战也暴露了中国军队在战役策划、指挥、调度上的弱点,以及军队在作战素质、后勤供给与互相协调上的缺陷,特别是会战最后阶段的溃退,表明中国军队距离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差距甚大,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的对日作战未来将更加残酷和艰苦。”

今天回看淞沪抗战,能清晰地看到,民族精神的觉醒,中国人的团结。

这不仅是中国军队的一次总动员,也是中国人的一次总动员。在上海,社会各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文人志士,弃笔从戎;爱国少年,赴汤蹈火;工商业界,实业救国;艺术名伶,唱响海内;华侨友人,共襄义举。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慰劳团等四处活跃,捐款捐物、抢救伤员、运输军需、助筑工事、护送难民……在全国,亿万国人关心战况,同仇敌忾,送子参军,支援前线,《八百壮士歌》更是广为传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是的,在淞沪会战血流成河的三个月当中,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淞沪会战爆发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力无法抵抗日本发动的军事进攻,甚至认为抗战简直是发疯。但中国军队通过数月艰苦卓绝地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在淞沪大战最激烈时来到上海,后来他向罗斯福总统这样报告:“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只有抵抗,只有血战,只有团结,才能生存!这是中国人的共识。就在淞沪会战关键时刻,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华北,新改编的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配合,进行了太原会战忻口战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军事上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国共指挥官分别为卫立煌和朱德。刊登在1937年1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的一张图片,向世界呈现了一幅意味深长又震撼人心的画面:被悬赏缉拿的将军和曾率军围剿他的对手,朱德与卫立煌,并肩站在了同一个战壕,《时代周刊》写道:“中国游击战最近广泛得到运用,已明显切断了日军的供给线。他们的指挥官卫立煌和朱德来到南京,介绍了两周前的战斗情况。尽管四年前,中国政府曾悬赏十万大洋活捉朱德,悬赏八万杀死他;卫将军也在围剿朱德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打过不少胜仗。”

没有人再敢轻视团结起来的中国。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中写道:“淞沪会战最大的收获,是中国全民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提升。中国军队面对强悍的侵略者拼死作战,没有丝毫的妥协与屈服,几十万官兵在注定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作战中顽强勇敢,其铮铮铁骨令人对那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肃然起敬。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异族入侵的所有‘抵抗’,在世界的眼中无论其作战样式、武器装备、军事素质以及军与民的精神状态,都如同一部荒诞的历史滑稽剧。但是,一九三七年,在中国的淞沪战场上,无论军与民,中国人终让侵略者看到了他们愤怒的容颜以及不屈的身躯!”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抗战,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民族生存或死亡的选择题前,选择了殊死搏斗,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觉醒、再生。诚如学者金一南的评价:这场灾难深重的战争,真正唤醒了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是我们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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