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半是从泥土中挖掘出来的。

早在1993年,季羡林先生参观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看到许多出土文物后,“大为惊诧”,写下《中国古史应当重写》一文,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近年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一带不断获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进一步“刷新”人们对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文化的认识,重新构架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长江中游古文明中心壮丽图景。

根据这些考古新成果,有学者甚至将历史上的长江中游文明与雅典文明相比,认为“双方都达到了一个灿烂的高峰,而且总体水平大致不相上下”。

“史前城市群”?

201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新出土大量史前玉器,其精美程度令考古学者和史学家“大跌眼镜”,一度无法相信这些是“史前”的作品。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时间跨度在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左右。

2017年4月12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作为“史前长江中游文明中心”的石家河遗址位列其中。专家评论认为,石家河玉器工艺水平高超到“令人震撼”,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说明长江中游地区直至龙山时代仍然是中国文明起源中不容忽视的区域。

早在1954年冬,湖北京山和天门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考古工作者就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发现多处史前遗址。在距今约5000年至4600年的屈家岭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数量惊人的稻壳,与今天栽培的粳稻品种最为相近。而在石家河遗址,他们发现很多陶制品,有陶鸡、陶狗、陶猪、陶羊,还有抱着大鱼的陶俑。

此后经过多轮考古发掘,又陆续发现大量史前遗址,年代分别与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相仿,因此,考古学上将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同时,长江中游还发现距今约8500年至6300年的城背溪文化遗址、距今约6300年至5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它们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构成了长江中游完整的原始文明序列,并且是全球最早的稻作文化中心之一。

2015年11月,石家河遗址新一轮考古研究展开,240余件精美史前玉器“现身”,颠覆了人们对“史前”这一概念的认知。同时,考古人员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谭家岭遗址发现了面积为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始筑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比此前考古揭示的最早筑城年代提前了至少500年。又在石家河古城西边的印信台遗址,发现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祭祀文化遗迹,推断为迄今所见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一般认为,青铜器、城市、文字和礼仪中心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要素。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蔡靖泉教授说:“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已经是文明时代的前夜。”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当时这里已经形成“文化高地”,它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陶寺、石峁以及川西的宝墩,堪称当时四个最大的古城。石家河影响周边文化,同时也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

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专家推测:在距今4000年前,不仅长江中游有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而且中华大地已经基本形成了“文化认识共同体”。“这一时期,文化南北交流互通,恰恰可以视为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方勤说。

楚国“十三陵”?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流传于历史中的名言,侧面反映了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在文化和实力上的自负与自信。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不断印证了楚文化巅峰时期的灿烂成就。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横空出世,一套完整青铜编钟的出土,引起海内外的轰动,有人誉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11年,随州叶家山墓的发掘,再次“惊天动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年代之早均属罕见,其中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年代比曾侯乙编钟要早500年。

从2011年到2013年、2014年,随州叶家山、随州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三处曾国大墓的发掘,连续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大墓丰富而精美的墓藏,不仅勾勒出汉东古国曾国的完整历史,而且反映了长江中游进入文明时代后的繁荣盛景。

“曾国曾长期作为楚国的附属国而存在。”蔡靖泉说,一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楚国附属,出土文物就达到如此震撼程度,楚国的文化成就“可想而知”。

在他看来,荆州熊家冢规模、等级、墓藏绝不亚于曾侯乙墓。

熊家冢位于荆州郊外的川店镇,是目前所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楚国古墓,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楚国的一座王陵。记者走访这里时,古墓深幽,游客寥寥。

熊家冢古墓遗址公园占地15万平方米,主冢、附冢犹如一大一小两座山丘,坐西向东,两侧殉葬坑有130余个。“每个殉葬墓里埋有一人,意味着墓主有130余人殉葬。”荆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刘德银说。

40座车马殉葬坑更为震撼,战车遗迹和战马遗骸排列整齐,保存完好,状态生动。其中一号车马坑长132.6米、宽11.4米,43乘真车、164匹真马组成的车马阵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是迄今所见先秦最大车马阵。

“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看到熊家冢后的评价。据勘探,熊家冢主冢墓室长70米,宽67米,仅棺木面积就有400多平方米。刘德银说:“熊家冢的椁室面积与曾侯乙墓的椁室面积相比,大了近3倍。如果墓主人是一代楚王,不难推测,他的墓藏应该比曾侯乙丰富得多。”

荆州博物馆研究员张万高介绍,八岭山37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带封土堆的古墓葬853座,直径在70米以上的大型墓葬20多处,最大达到110米。其中,规模可与熊家冢相媲美,具有完整陪葬墓、殉葬墓、车马坑的至少六七处。

有人称八岭山为“楚十三陵”,认为纪南城既然是楚国最为强大、繁盛时期的郢都,八岭山这里极有可能是“楚王陵园”,成建制埋葬了十多个楚王。

蔡靖泉认为,战国时期,楚国一度据有南半个中国,可谓泱泱大国,其时的郢都堪称一个人口众多、繁华富庶的“南方大都会”,城市人口估计已达30万。

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一些学者认为,放眼战国时代的世界,与楚国文化成就相辉映的,是古希腊,与郢都具有的历史地位相媲美的,是古希腊名城雅典。被誉为楚学泰斗的已故著名学者张正明认为:“在西方和东方的历史视野中,不妨说,江陵曾是东方的雅典;当然也不妨说,雅典曾是西方的江陵。”

千年不老唯文化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一把大火将楚国郢都烧掉。直至1956年考古人员发现故城遗址,纪南城已经掩埋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中长达2200多年。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历史学教授马敏说:“千秋不老唯文化。历史可以冲淡一个王朝的背影,时间可以消弭一个时代的印迹,但文化烙印是永恒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文化魅力是无穷的。”

以编钟、越王勾践剑为代表,楚国青铜、复合铜、铸铁冶炼技术炉火纯青。以虎座飞鸟为代表的出土竹木漆器,种类繁多,纹饰绚丽,艺术造型丰富,纹样图案华美,显示出楚文化奇诡浪漫的个性。

1982年发掘的马山一号墓是一个不起眼的战国小墓,但墓中却是一个“丝绸宝库”,出土丝织物达152件、保存完好35件,为认识古老的丝绸之国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简牍文字的成批问世,更为先秦时期长江中游文明做出了精确的注解。历史上并无楚国简牍现世,大量载有优美文字的楚简都在近几十年出土,内容包括迭籍、遣册、日书、司法文书等,直接而生动地反映了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蔡靖泉认为,就楚文化的突出成就而言,主要体现在铜铁冶铸、丝织刺绣、漆器制作、玉石琢磨、道家学说、庄骚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八个方面。八大要素构成楚文化的完备体系,显示出鲜明的特色、成熟的形态和奇伟的气派。

秦统一中国之后,楚国湮灭,一度辉煌的楚文化化作文明元素融入正统中原文明,逐渐成为高度符号化的历史记忆。蔡靖泉说:“由于天下一统,南北合政,楚文化乃随时移世变,成为新时代文化创造的重要基础,并逐渐与其他地域文化融合演变为新型的汉文化。”

方勤则认为,楚国灭亡以后,楚文化的绵延虽不再冠以“楚”的名号,其特质却因汉王朝的强大,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承。经过多年的楚文化考古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公认楚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它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历史遗存、故城遗迹也面临着保护和开发的两难。比如,楚纪南故城遗址区内,居民较多,私建住房、开挖鱼塘、农业生产等与遗址保护矛盾突出,建筑台基逐年被占压、侵蚀,原有的文化堆积遭到破坏。

八岭山古墓群亦是如此。种在墓葬上的生态林、经济林对墓葬造成破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种植的生态林慢慢长成参天大树,树大根深,可能会穿松封土,破坏墓室破坏结构,给埋在地下的文物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害。

文物保护专家呼吁,文物是一种稀缺资源,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纪南城、八岭山等遗址保护的难题亟须加快解决,越往后拖难度越大。

由于历史的惯性,长江中游古文明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这也阻碍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优势资源的进一步发掘。在今天推进长江“文化大保护”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古文明价值,从楚文化刚强、浪漫的特征中提炼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元素,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完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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