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条消息,宣布该社为孔夫子旧书网特制的90本《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毛边本,在孔网上被书友“秒杀”。

杨柏伟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之一。2017年春节一过,他即火速安排该书的下厂付印事宜。年前中国诗词大会的突然火爆,让这部在手头已经放了一年的书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出版的快车道。很快,3月中旬,《理工学人的诗与世》正式出版。

这是一本题材独特的书,描写一个特殊的理工教育背景的群体,他们大多留学欧美名校,归国后成为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同时,又诚挚于中国传统文化,喜欢写作旧体诗词,用这种最中国的艺术形式,抒发人生感怀,记录时代风云。其中一些人的旧体诗词造诣,被认为连中文系的教授都望尘莫及。

86岁的著名出版家钟叔河专门致电该书作者章诗依,高度肯定这一题材的意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在看完全书后表示,《理工学人的诗与世》把中国现代史上能作旧诗的“理工学人”,一个个钩沉出来,让读者看到他们专业的另一面,这一学术工作确有开创性。

穿过岁月风烟,一个博通中西、文理兼擅的学人群体,空前清晰、整齐地走来。

与缪斯共舞的理工学人

夜气冥冥翳太青,清窗听雨独伤情。

梦痕带泪回童辇,歌调凝弦断玉筝。

咽到中宵应有恨,敲残旧苑已无声。

离离原上多禾麦,都为苍生望太平。

这首题为《夜雨》的七律,作者是欧阳翥,著名的脑神经学家。诗作于抗战期间,将身世之感与家国之痛融为一体,而意向苍凉凄美,被誉为诗中上品。

欧阳翥1929年赴欧留学,先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神经解剖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动物学、神经解剖学和人类学,于此获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曾担任柏林威廉皇家神经研究所研究助理。1934年回国,任教于中央大学生物系。

作为生物科学家,欧阳翥成就卓著,在柏林大学时,对人脑研究即已取得多个成果。他因在岛区发现异形细胞,在横纹区发现特殊细胞结构,在国际上负有盛誉。

欧阳翥同时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情怀的科学家。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欧洲学者中流行着对黄种人的歧视,他们认为黄种人脑有猴沟,曲如新月,近乎猩猩,不如白种人进化得高等。为了辨诬,欧阳翥遍游英、法、德、荷诸国,搜集证据,从研究中得出结论:所谓“猴沟”不仅黄种人有,白种人亦不例外。1934年夏天,第二届国际神经学会在伦敦召开,英国学者谢尔希尔(Shellshear　JL)在会上作《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的论文演讲,再弹人种歧视老调。欧阳翥专程赴会,根据会前搜集的材料,力斥其非,驳倒谬论,赢得相当多与会专家的共鸣。

在抗战时的重庆大后方,欧阳翥是著名学者与诗人徐澄宇家中的座上客,他以科学家而吟诵自己的诗作使在座的文学家亦为之动容,“不独以其感情之真挚、深沉,且以其辞藻之美博得叹掌。”他与徐澄宇于南温泉荡舟花溪之上时,二人比赛背诵杜诗,结果不相上下。徐澄宇回家后告诉好记性的妻子、同为诗人的陈家庆,让她再去比试一番,而陈家庆对自己能否比过这位生物学家竟然也没有把握。

身为科学家而具有深湛的人文修养,欧阳翥远非特例。

唐稚松,中国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中科院院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史学大师陈寅恪因其深厚的人文功底,曾有意延请其做唐诗助教。早年,他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抗战结束后考入清华研究生院,专业为数学逻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任研究员。唐稚松是中国第一位IFIP(国际信息处理协会)专家组成员。

唐稚松去世后,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发布的介绍其生平的文告中,评价其为中国计算机科学和软件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在结构程序设计理论、程序语言、形式文法、汉字信息处理、软件工程等多个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在众多科学成果之外,唐稚松还给世人留下了一部诗集——《桃蹊诗存》。

在自序中,唐稚松这样概括自己诗作在内容上的特点:“寒宵叙旧,闭户忧时,登高台而想苍生,临川流而悲逝水。斯人情之所同,亦桃蹊诗词之所由作也。”与这一理工群体一样,深挚的家国情怀是唐稚松诗作的精神底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唐稚松访美,作七律《金门公园远怀》,抒发对祖国的思念:

海宇空濛大地秋,夕阳天外望神州。

东来诸葛无留意,西访玄奘亦壮游。

蚕为献丝甘自缚,蛾因恋火以身投。

登临渐入高寒境,万籁萧然一羽浮。

据报道,《纽约时报杂志》记者在采访唐稚松时曾问,凭其成就,何不留在美国发展?唐稚松回答:自己的根在中国。这首诗,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怀抱。

唐稚松的诗,秉承着“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1998年中国南方水灾,他赋《戊寅抗洪》:

常道真金百炼成,艰危如此心太惊。

万家生死英雄气,千里江湖血肉城。

唯忘我人安大我,极无情处见深情。

茫茫夜泽戎装子,独抱衰翁泳到明。

此时的唐稚松已经72岁,诗中毫无衰颓之气,对在大灾面前国人的守望相助精神倾情讴歌。

著名学者周汝昌这样评价唐稚松其诗其人:“兄诗文有真情,有深痛,而复有深厚文化修养与语文功力,此易见者也。然兄禀赋有超俗振奇之气,此则常人所未必尽识耳。”

中科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是《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中所写的23位文理兼擅的学人中唯一健在者。

1945年,王绶琯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造船专业学习,该校与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邻,在与天文台的一些朋友往来过程中,王绶琯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遂投身天文学。1953年回国后,他先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修复60厘米反射望远镜和组建天体物理专业,后到上海参与授时工作的现代化与精确化,不到两年就把我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文革”后,王绶琯成为中国天文学事业的统筹者与统领者,现为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

王绶琯的诗词,意境阔大,思想深邃,无一险字僻语而造句精警。“文革”中,他在牛棚中作多首诗词,但特殊的环境下,许多诗词“写”于腹中,“文革”结束后,才凭记忆写出来。其中的《浣溪沙十首·牛棚咏史》,尽显这位理工背景的诗人驱遣文字的功力及思想深度。以下是这一组词中的两阙:

五十万年溯斗争,残雷疏雨夜三更。

悠悠大地转无声。

几个英雄悲失路,一番儿女学忘情。

蛙声四面月微明。

帝业深筹万世功,律繁如雨令如风。

长城遥护泰山封。

且喜诗书销海内,更收珍丽实关中。

赢来一赋阿房宫。

诗人思接千载,将人类的悲欢争斗、得失荣辱置于时间的长河与浩瀚的宇宙中去呈现,顿时清凉自生,意气稍平。残雷疏雨,悠悠大地,英雄失路,蛙声四起,这些意象,构成壮美与绮丽、博大与细微的张力,尽显文字的魔力。而秦皇焚书坑儒,希图万世一系,但很快帝业就灰飞烟灭,只成就了一介文人的一篇词赋。

出自理工学人之手的这些诗词,言近旨远,即令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诗词传统之中,也毫不逊色。

国族历史的特殊记录者

欧阳翥、唐稚松、王绶琯的诗词作品,只是文理兼擅的这一理工学人群体博雅风范的一角。《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所钩沉出的,是一个蔚然大观的群像。

胡先骕,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的老祖宗”,1916年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农学学士暨植物学硕士学位,1925年又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驰名国际的植物学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钱钟书应其邀请,代为选定诗集《忏庵诗稿》。在短跋中,钱钟书这样评价胡先骕的诗:“弯弓力大,琢玉功深,登临游览之什,发山水之清音;寄风云之壮志,尤擅一集胜场。”

郑桐荪,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1910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并于同年进耶鲁大学读研究院,1911年自美经欧洲返国。在清华的数学课上,郑桐荪一袭长袍马褂、用流利的英语条理清晰地教授数学原理的情形,成为许多学生难忘的回忆。数学之外,郑桐荪对于历代兴废、山川变革亦深有兴趣,晚年著有《禹贡地理新释》,对于《禹贡》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提出新的见解,还撰写《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一文,对北京城墙的历代沿革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诗词理论与创作方面的造诣也不同凡响,著名诗人柳亚子说,郑桐荪“精研数理,不以文学名,实则见解甚深刻,余所不逮也。”

顾毓琇,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的创始人,清华首任工学院院长。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江泽民与朱镕基访美时,先后都去拜谒过顾毓琇,对其执弟子之礼甚恭。终其一生,除了写作大量诗词歌赋,顾毓琇还写作了大量戏剧、禅学以及音乐方面的作品。

石声汉,植物生理学家与古农学家,早年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十分敬重石声汉,曾在1958年邀请他到剑桥与之一道合作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农业卷和生物卷,但彼时无法成行。石声汉在农学领域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植物学界所希望的‘达到国际水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卓越贡献”。这位精通多种外语的奇才,诗词造诣甚高,留有一册《荔尾词存》,著名学者叶嘉莹高度评价其词作的水平,认为“这是一册不平凡的词集”,“在现当代作者之中,其成就极为难能可贵,足可自树一帜,固当珍重保存,以流传后世。”

同时,还有陈士骅、周太玄、杨钟健、梁希、秉志、彭桓武、顾兆勋、翁文灏、黄万里、胡秀英、阚家蓂、丁文江、钱宝琮、童寯、吴寿彭,都是一代游弋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健将,而又同时与缪斯携手,舞出了动人的舞姿。

苏步青与华罗庚,则没有出现在这个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名单中。对此,章诗依解释说,主要因为他们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他写作《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旨趣,主要在于致力于挖掘、介绍迄今为止缺乏大众认知的一代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此外,这些学人,不但诗词造诣或许更高,其中一些人的命运遭际更丰富、曲折,这使得他们的诗词之作中,回荡着时代的足音,具有“以诗证史”的价值。

例如,水利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陈士骅,写作旧体诗时,就有“全当史外史”的自觉,他的诗作内容,包括早年随父游宦见闻、德国留学回忆、抗战时期的国难、民生记录、“文革”遭遇与心境、怀人(主要是学界中人)六大主题,其中的长调,多有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记,如少年时目击的白洋淀大水灾、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军攻入北京的当日情景等,在其诗作中均有详细、生动的记录。

还比如,数学家钱宝琮记录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学生劳军运动的诗篇,堪称诗体的国族御侮记录。

1944年,日军自广东西侵贵州,国军征调第九、第十三军防堵。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劳军运动,很短时间内,集百万巨款劳军,军心大振。钱宝琮目睹盛举,心潮澎湃,赋长诗《遵义劳军》纪其事,诗的第一部分如下:

东夷肆侵夺,中国有征诛。移师三十万,冲寒赴战区。

黔疆寇已深,赤子幸来苏。戎行自劳苦,蜀道尤崎岖。

行李同困乏,愧无供车徙。我有纸与笔,为尔寄家书。

我有针与线,为尔补衣襦。他事唯所命,屏挡应急需。

新排白话剧,今夕上氍毹。相逢不我弃,共谋清夜娱。

明朝杀敌去,客气何为乎!

诗中描述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军民和睦、同仇敌忾图,七十余年后读来,仍然令人动容。

沐浴欧风美雨而又倾心传统文化,与祖国同命运共沉浮,为国族历史留下一份特殊的记录,是一代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群体的苦难辉煌。

接续伟大传统

“他们那一代人中有一批卓越之士,才识兼备、品学兼优。他们一方面极其踏实和严谨地从事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极其空幻地、灵思缥缈地作诗填词,他们博通中外,熟知古往今来;他们行万里路,根子还是深深地扎在中国的泥土里。”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的结尾,作者引用原苏州大学中文系徐永端教授的这段话,表达对先贤的崇高敬意。

这段话,是对一代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所作的最为精当的概括。

那么,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有何现实启示意义?作为后来者,有无可能去接续这一伟大传统?

长期研究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知名学者谢泳认为,这批理工学人大体上是中国传统的最后一批受惠者,他们处在中西知识融汇时期,在西方知识的强势面前,他们保持了内心的自信,没有丢弃传统。这个知识群体应当引起研究者关注。

他认为,作为特例可能以后还会有非文科背景的“理工学人”出现,但作为整体却不可能再现了,不要说理科学人,就是文科学人,今天多数也不会作旧诗了,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中国传统知识的训练在事实上并没有阻碍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他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批“理工学人”身上,这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融合能力抱有足够的自信。

至于如何与能否接续伟大传统,则是一个远为复杂的命题。知名媒体人、作家袁凌认为,当下重要的是,从历史的地层中发掘被遗忘的民族精神财富,聚敛整理,用心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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