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贿丑行，由来已久;丑态百出，各有其术，且术有巧拙之分，有高下之别。对于索贿之术，人们常用“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来讽喻。

《唐语林》记载:某御史公干完后返京，途经同州，下榻驿站。第二天却不动身赶路，突然下令调阅州狱案卷，并气势汹汹地将驿站锁闭。知州莫名其妙，惶急异常。幸有谙于此道之老吏，教其奉上“百缣为赠”。御史收之，随即开启驿门，送还案牍，乘马离去。如此索贿，虽然简单粗暴，但也有些“技术含量”，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的“迂回战术”运用得颇为娴熟。

“事甚小，术甚巧。”《梵天庐丛录》中，清朝一太监打着“老佛爷”这张王牌，向开封某县征取过冬用炭，每天三十斤。这本是小事一桩。可随即提出苛刻条件：“每枝长须一尺五寸，圆一寸五分”“不可有节”“不可有裂纹”。见县令面露难色，就“佯怒”恫吓道：“万一老佛爷冻着，汝罪不小!”县令吓得“婉转哀鸣”时，随从适时出面打圆场：“有银子便好商量。”结果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

拉大旗作虎皮，巧取豪夺，威逼利诱，手法圆熟令人咋舌，厚颜无耻令人无语，这二位索贿之徒近乎无赖的贪鄙嘴脸，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谓索贿丑行之典范。纵览古今官场，这样的贪官污吏并不少见，贪婪之心昭然若揭，仍要摆出一本正经、义正严辞之态，铺陈造势、极尽所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达目的誓不休。

与此二位相比，有些贪官的索贿之术则“温柔”了许多，也“高明”了不少。《古今谭概》记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其辖区有一邓姓贩油客，会下棋，颇有钱。安召其对弈，“只令立侍”，且每落一子，都让邓退到西北窗下站着。一天下来，也就下十几个棋子，邓站得“饥倦不堪”，次日再被召来。无奈之下，邓听从高人指点，“以中金数铤获免”。

有人说，贪官实在是世界上最精明的一个群体，在贪赃枉法、争权夺利上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绝非常人可以想象。譬如，有人善于“生病住院”，有人热衷“红白喜事”，有人擅长“使用干部”……不说别的，就连普普通通的鸡蛋、竹笋，也能玩出不少“花儿”来。

《太平广记》载，唐朝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刚上任时，得知这地方一文钱能买三个鸡蛋，便令人拿一万文钱买三万只鸡蛋，并交待里正将鸡蛋孵成鸡崽，待长大成鸡后，再让县吏卖掉。这样，一鸡三十文钱，半年之间，成九十万。故伎重演，夏侯县令又拿钱买得五万茎竹笋，也放到林里养着，待到秋成，“一茎十文，积成五十万”。

“贪者，民之贼也。”相较于受贿，索贿是一种主动的贪腐行为，有充分准备，有明确目的，有花样手段，为的是掩饰自己的贪墨，对社会风气的毒化更猛烈。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是贪官的共性和本质特征。无论花样如何翻新、手段如何巧妙，都是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都是民之贼，不过是大贼和小贼的区别罢了。而且，嗜欲越深，索贿之术则愈巧，其危害就愈烈。

时序更替，朝代更迭，索贿之术不断升级换代，真可谓“江山代有贪官出，一代更比一代强”。就拿过生日来说。古有开宝中神泉县令，过生日发告示“不得辄有献送”，实则“一无所拒，感领而已”。近有四川省富顺县原县委书记彭帮友，每年和老婆都要过几次生日，次数多了，收益也自然翻番。

而今，随着“打虎”“拍蝇”“猎狐”的利剑高悬、步步深入，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类似“御史阅卷”“太监索炭”“县令买蛋”等索贿丑行断然不会出现。但是，香饵之下，常有悬鱼，“明处惹眼、暗室可欺”的障眼法有没有?“不可强攻、只能智取”的迂回术有没有?“长线吊鱼、秋后算账”的缓兵计有没有?我们必须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警醒。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如若索贿之手奇痒难忍之时，不妨听一听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借一位老妪之口骂出的那句狠话：“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尔翁也!”受此当头棒喝，也许会警醒一些，规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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