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不断

奥巴马总统认为，这次金融改革是对消费者财务最强大的保护，美国人民将再也不用为华尔街的错误来承担责任。持支持意见的民主党认为，实施该法案将恢复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保护消费者、刺激经济增长，它将确保美国“不再遭受类似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许多共和党人和银行游说团体对改革措施表示反对，认为这是过度监管，监管机构将扼杀金融业。有人担心监管机构将被银行业游说人士所左右。共和党参议员谢尔比称，该法案是一份长达2300页的立法“怪物”，它不仅有可能限制信贷、打击银行业，进而可能会威胁复苏,还扩大了无效官僚机构的范围和权力。

经济学家普遍给法案打出的分数是B或B+类，认为法案虽然重要，但并非灵丹妙药。让经济学家持保守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法案可能对导致金融风险产生的宏观经济政策因素无能为力。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历届美国政府，在帮助美国民众实现“美国梦”的口号下，支持房地美和房利美大规模开展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是引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而美联储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政策，客观上也为住房市场泡沫起到了刺激作用。此外，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也存在结构性弊端。总之，预防危机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与配合，单凭金融监管改革恐难保证“危机从此不再来”。

其次，法案并没有涉及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所有因素。如法案对导致金融风险产生的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结构性因素可能无能为力；法案有许多重要遗漏，如没有包括对住房抵押贷款两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改革，汽车经销商等被排除在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管辖之外。在限制银行业的投机行为方面，法案要求剥离的只是银行一小部分衍生品业务，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只是对资金规模有所限制。另外，对于舆论关注的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危机发生以来，美国金融机构实际上是越变越大，蕴含了更大风险。法案并没有对金融机构的规模和经营活动做出明确限制，而是把决定权交给了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

再次，从国际层面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未解决发达国家投机资本跨国界无序流动给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问题。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拉美国家金融危机，再到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有发达国家投机资本炒作的踪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宏观经济、汇率和外债等方面往往存在“漏洞”，又为短期跨境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提供了机会。因此，为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亟须加强国际层面的跨境金融监管，这是美国单边金融监管改革所无法做到的。

另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世界，不仅暴露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业存在严重问题，同时也让人们看到，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根本性弊端，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力量格局深刻调整的需要。美国加强其自身金融监管固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降低本国金融业系统风险，但是如果全球金融生态环境的合理性、公平性、监管性和代表性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善，美国金融业乃至整个美国经济也无法屏蔽危机、偏安一隅。

新法案回避了什么

美国的金融监管新法案也发出了信号，就是美国并不会限制“金融创新”，也不会限制美国金融机构的跨国金融投机和市场操纵——而这些，恰恰是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在20国集团会议上讨论加强金融监管时屡屡提出的对美国的批评。

这正是美国金融监管所要刻意回避的内容，因为监管再怎么“严厉”，也不会去削弱本国金融机构的活力，不会束缚它们在全球的竞争能力。指望美国金融监管来解决全球金融体系风险的控制问题，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实行国际合作监管。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难度也加大了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决策的复杂性。比如，对银行最低资本金和流动性的要求，法案只是鼓励银行增加资本储备，并没有明确要求。这主要还是考虑到美国与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存在的分歧。金融业产值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10，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出口部门。美国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因为监管过严而削弱了银行业竞争力。

不过，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艾略奥特认为，任何安全网的构建都有一定代价。新的金融监管将带来银行成本的增加，消费者的借贷成本也可能会提高，甚至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短期内放缓，但与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数万亿美元损失的金融危机的危害相比，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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