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全球贸易环境的改变、贸易对手增多也对中国出口不利。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价格上升必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而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也会使出各种手段与中国争夺有限外部市场。东南亚国家、非洲等地更加低廉的人力成本正在引起世界加工业的注意；加以汇率变动可能，未来“薄利多销”的代工模式将难以为继。

另外，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进入调整期，普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如美国近期也大张旗鼓地要扩大出口，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无疑是一种低成本的做法。不仅如此，世界科技创新目前正孕育新突破，去年美国推出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实行绿色技术研发计划等，跨国公司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预期，未来贸易摩擦仍会频频出现。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也面临深度调整。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以及贸易逆差国扩大出口等政策设想及目标。虽然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但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格局调整和转型，无疑会给“世界工厂”分布带来深刻影响。

总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关系的演变，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企业利润空间压缩，以及国际贸易格局调整，正在倒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势必打破“世界工厂”在中国的经济布局和世界平衡状态。中国低廉劳动力时代或许已接近尾声，“世界工厂”的转型阵痛在所难免。

这一转型不仅要求中国出口结构从低端向高端优化，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部推动转向内生动力，产业格局和区域格局怎样更为均衡，发展成果如何体现公平分配等等。

“世界工厂”应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大趋势，走向“以人为本、科技发展”的战略模式，将企业竞争战略逐渐由“低成本扩张”转向“高素质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优势方面。指望停留在“中国组装”式的低附加值模式，而不主动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模式进行转型，将来必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并不容易。比如越南人口只有中国的1/16， 柬埔寨人口只有越南的1/5；越南最大的卖点是政局稳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更易遭受军事政变和不稳定。但越南也不是令人彻底放心。例如，工人变得日益敢言，发起罢工。这个问题在印度也很明显。许多公司还担心印度糟糕的路面和拥挤的港口。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越南，没有像中国那样迅速改善交通。

在中国典型的出口城市东莞，我们无法找出与往日的不同。金融危机前也有企业倒闭，倒闭也未必全是坏事。有的企业喊“过冬”，有的企业要“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东莞政府高层在一次讲话中讲到“风雨过后有彩虹”。当一句流行歌词出现在官员的讲话中，其中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表露无遗。在转型阵痛之后，“世界工厂”将要迎来的必是另一个发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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