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为农村孩子托起希望之梦

——“状元县”会宁的高考改革焦虑

高考不仅是一项考试，而且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过去30多年间，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寒门子弟”而言，高考改变命运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在号称高考“状元县”的甘肃会宁，土地的贫瘠和出路的逼仄，让当地人对这一信仰愈发固执。

43岁的会宁县元淌村村民贾顺忠，饱受头疼腰痛折磨，却舍不得到医院看病。长子就要高考，还有一儿一女在读书，租房等一应费用几乎花光他每年1万多元的工钱。面对记者，他的妻子王芳咬咬牙说：“老大是全班前几名。就是苦死，也要把他供进大学。”

在会宁，像贾顺忠夫妇这样耗尽毕生心血也要为孩子托起希望之梦的农民，不乏其人。30多年来，会宁58万老百姓不惜粜粮举债，供出了11万名本科和专科学生，5500多名硕士和1100多名博士。寒窑陋屋之家“一门三博士”等育才奇迹，激励着众多学生苦学、教师苦教、家长苦供、领导苦抓、社会苦帮。

会宁县城有三景：一是高耸的红军会师纪念塔，二是晨昏时分操场上密密麻麻的读书学生，三是规模可观的“陪读村”。沿着狭窄的土巷，记者走进一间间拥挤、昏暗的出租房，随处可见仍然习惯头裹围巾的农妇和红脸蛋的学生。最多时，这座县城有上万家长进城陪读。

但形势变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业难度加大，大学生“含金量”不断降低，许多“比关心收成还关心分数”的农家，已有了“一分耕耘难有一分收获”的焦虑。

2013年，会宁县参加高考的1万多名考生中，有8016人被本、专科院校录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而同一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699万。坊间已有人悲叹：“辛苦打工十几年，供出一个打工仔”。就连县教育局也在思索：上线率高但质量欠佳，考上名校更难，高考已不能满足群众改变命运的需求。

高考改革的导向让会宁焦虑。2013年高考前后，许多会宁高三师生忐忑不安。这一年是甘肃高中新课改学生首次参加高考，新课改更加突出素质教育，而这恰恰是西部贫困地区普遍的短板。在高考成绩公布的前一天，会宁县教育局局长张启业彻夜难眠，第二天获悉成绩还不错，很少喝酒的他，晚上喝醉了。

“知识改变命运，虽然这条路越来越难，但会宁没别的选择。”张启业说，像会宁这样贫困人口多达32万、干旱缺水、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的贫困县，除了高考，农家娃还有什么更好的上升通道？

单项改革已让会宁人如此焦虑，更何况全面系统的新一轮高考改革。与东部沿海地区对高考改革充满期待、跃跃欲试的心情相反，像会宁这样基础教育薄弱、素质教育土壤贫瘠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对改革如何确保教育机会公平、招考规则公正存有顾虑。不少人担心，“改革的列车会不会把我们越抛越远”？

当地教育界人士说，一个个“哑巴”人才的确刺痛着会宁教师的心，但与生俱来的素质教育短板，仅靠教鞭很难改变。

会宁二中副校长张斌曾借到北京出差机会，走访一位引以为自豪的学生。这位学生打开话匣倾诉一番：“我很苦闷。从本科到硕士7年，我是班里最忠实的‘听众’。无论上课、讨论还是联欢、聚会，我不敢当众发言，不会唱歌跳舞，只好一言不发。”听了这番话，张斌心里翻江倒海。回到学校，他大声疾呼：“把课堂还给学生吧！”

雄心勃勃的会师中学校长吴泰祥办起几个“爱因斯坦交响乐实验班”，试图让孩子们在音乐中享受到学习的快乐。有一个班的学生还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但欣喜之余，他也无奈。为了给孩子买乐器，他一度萌生变卖自家房产的念头。

在会宁，“吴泰祥式困境”俯拾即是。全县仍有四成多适龄幼儿与幼儿园、学前班无缘。有66%的农村小学，学生不足50人，师资、设施只能维持基本运转。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是民转公，且第一学历不是在师范院校获得，加上外、音、体、美专业教师紧缺，许多人偏爱报考理工科。

因此，高考“游戏规则”的改变让会宁人感到形势逼人，农村子弟的名校梦似乎更遥远了。据统计，2003年全国首推自主招生以来，会宁仅有6人通过自主招生圆梦名校。

2009年，会宁一中学生小张到兰州参加自主招生。通过笔试的他，竟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面试机会。他告诉班主任的理由令人心酸：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去北京面试了，农村孩子见识少，表达能力差，普通话都说不好，就是参加了面试，八成也是失败。

“我当然渴望我的学生中走出‘爱因斯坦’。我明白按照现有教育模式很难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农村子弟和城里孩子同台竞争时，除了拼苦学、拼分数，还能拼什么？”会宁二中校长赵洪涛说。

记者手记：高考改革须倾听“沉默的声音”

会宁的焦虑不是留恋应试教育，当地教育人士同样对应试教育痛心疾首，但他们别无办法，他们更害怕失去公平，失去希望。他们知道，有很多像贾顺忠一样的贫困家庭，期待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正如一位陪读家长所说：“考不上大学，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高考再怎么改，总不会断了农村娃脚下的路吧？”

会宁的教育现状是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教育的缩影，这些地区的孩子并不害怕综合素质的竞争，他们只是害怕没有竞争的基础和条件。这是高考改革必须要考虑的现实：城乡差距、区域差异巨大，环境及历史因素造成的教育起点不公平短期内难以改变。

采访中记者也能明显感到东中西部地区对于改革的态度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教育发达地区在学业水平考试、高校自主招生等方面的探索正从试点走向成熟，认为“不改已经不行”“完全可推广”，期待“领跑”甚至“抢跑”。北京市已做好了专项改革先行先试的准备，例如外语一年两考已经做了3年的研究并开展了小规模的模拟。

中西部地区则普遍在等待上级的“发令枪”，对即将启动的改革等待、观望心态浓重。中西部地区一些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高考改革风险高，要慎重，等待教育部的方案和其他地方的试点，我们不去抢先，也不落在全国最后就行。

面对各地区、各阶层的不同期待和诉求，高考改革既要引领导向，也要回应关切。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和节奏，从试点到逐步推广，多给中西部教育基础薄弱地区一定的“适应期”和“缓冲区”。更根本的是，改革要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入学机会的差距，要倾听那些“沉默的声音”，不要让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路越走越窄。（记者 陈钢 黄豁 郑天虹 仇逸 王莹 廖君 张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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