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过去10年。以这场危机为标志，原来主导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广受批驳，在被各界纷纷唱衰的当下，这一思潮似乎已走向落幕。事实果真如此吗?为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探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质，也有必要回顾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演变。

“名新实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在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中，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最具有歧义的概念之一。不过，从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到罗伯特·达尔，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界定为“个人主义”，由此引申出放任经济、有限国家等经济和政治原则。

自由主义诞生之后，就经常与各种前缀相组合。其中，“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种思潮的差异相当大，甚至在一些诉求上相互冲突。“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主张自由平等，但也强调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因为市场存在失灵的局限性。与此不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则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大力宣扬自由市场经济、批判国家干预。

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新自由主义内部衍生出各种学派和思潮，形成了庞杂的学说体系。从狭义上看，主要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从广义上说，则囊括了“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等等。这些学派尽管具体主张各异，但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政治上宣扬“最小政府”，政府只承担界定产权等有限的职能;经济上极端主张“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社会方面强调个人主义，而置社会平等于不顾。

由此可见，尽管新自由主义加了“新”(neo-)的前缀，但并没有赋予多少“新”的内容。其宣扬市场至上主义，而将国家干预称为“通往奴役之路”。从本质上说，其实是名新实旧，“新瓶装旧酒”，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某种回归，甚至可以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的话来说，是古典自由主义“更为极端的翻版”。

“新平庸时代”的罪魁祸首

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产生至今，其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创立阶段，其标志是奥地利学派代表学者，也是哈耶克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发表的批判社会主义、宣扬自由市场的一系列著作。

不过，这一理论不久就进入了“雪藏”阶段，此时恰逢西方国家遭遇“大萧条”，经济危机暴露了自由主义和放任经济的弊端。相反，美国罗斯福新政则有效应对了经济危机，促使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理论，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第三阶段是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时期，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滞胀”危机为标志，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衰退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重回人们视野。并且，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经济学”选择新自由主义为施政纲领。伴随着英美等国走出“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由此日盛。

在新自由主义演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除了欧美发达国家，诸如前苏东国家、智利、阿根廷、埃及等国也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范围内占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体系，其标志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第五个阶段。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界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出正是由于政府监管职能不到位，金融机构在利润驱动下放大杠杆效应，次贷泡沫风险向金融市场蔓延，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低迷、失业和债务问题困扰各国。2009年至2016年，全球GDP年均增速仅为3.5%，比危机爆发的前五年降低了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警告全球经济进入了疲软的“新平庸时代”。

新自由主义自然在“新平庸时代”广受批判。西方左翼人士纷纷批评新自由主义过分推崇市场，片面否定国家，尤其是削弱了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导致贸易赤字扩大，系统性风险大增。在社会领域，过分追求效率，弱化国家福利功能，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紧张因素不断累积。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透过新自由主义的“面纱”指出，不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只是资本主义的治标之策，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制度危机是无法克服的。

新自由主义的未来

种种批判是否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走向末路?眼下，这一问题或许还无法盖棺定论。新自由主义的未来由三方面决定：其一是它的理论内核与特征，其二是这一理论所依赖的现实力量，其三是替代方案的完善与发展。

从理论内核来看，它推崇市场机制的内核无疑是片面的，但是对管制的放松、对效率的刺激，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新自由主义上世纪末在全球范围蔓延，例如在北欧福利国家的推行，从侧面体现出这一理论具有兼容性特征。

从其所依赖的现实力量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是新自由主义的强力支持者，而这一群体的力量无疑在与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以“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去中心化”趋势愈演愈烈，既为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挑战，也增强了跨国企业和各种规模金融机构的力量。

从替代方案来看，只有出现一种稳定的、可信的、可行的替代方案时，新自由主义才会真正衰败。这一方案从何而来?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来看，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在近期纷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正在回暖，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上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可以说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不过，“中国方案”要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仍需要较长时间的相互较量与历史检验。

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一蹶不振，其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正像古巴马克思主义学者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所描述的，是一种“假性退出”——新自由主义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重回低调等待时机。因而在当前，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佩里·安德森的箴言：“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是一个危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袁倩)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半月谈网"的所有作品，均为半月谈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任何报刊、网站等媒体或个人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需授权，点击 获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