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遭受严重质疑，日本安倍内阁仍像脱缰野马一样，在右倾化的道路上不断冲撞战后国际秩序。7月1日，日本政府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军事战略将发生重大变化。那么，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是什么，它的渐行渐远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距离军事大国的距离越来越近，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必须从专守防卫的前世今生说起。

7月14日，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国会前抗议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 新华社记者刘天 摄

从“吉田路线”到专守防卫

“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以后，自然而然会重整军备。也许是我老奸巨猾吧，我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最好让美国人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宪法禁止军备，真是上天的恩典。”战后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这番话的背后，是他确立的日本安保政策的基调，即与美国建立共同防御体制，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日本安全。

所谓共同防御，实际上最初依靠的只是美国的军事力量。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出于遏制苏联与朝鲜的需要，才开始重新武装日本。1951年9月，日美两国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次年，日本建立了海上警备队，成立保安厅，此前成立的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1954年，保安厅改称防卫厅，保安队和海上警备队改为“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同时成立“航空自卫队”，并设置了“统合幕僚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至此，日本以“自卫队”的名义实现了重新武装。

沿着渐进发展式的建军方针，1958年到1976年，日本先后完成了4个扩军计划，军事力量有了长足发展。自卫队成为一支“骨干防卫力量”，日本“自主防卫”的呼声随即出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自主防御论”几乎成了日本各保守政党的一致主张。1970年1月出任日本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康弘编写了日本第一部《防卫白皮书》，主持了“第四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提出了专守防卫战略。

专守防卫旗帜下的扩军之路

中曾根把“自主防御”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日本防务的两大支柱，前者居于主要位置。他在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专守防卫的防御力量是在发生对我国的侵略时，依靠国家固有自卫权力，采取战略守势，保卫我国的独立与和平。”据此原则，日本的防卫力量只能在日本国土及领海内进行防御作战，而不得对他国领土内的基地实施攻击，不得向海外派兵，不得装备进攻性武器。专守防卫战略开始成为日本的主导军事战略。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军力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对专守防卫军事战略进行了首次调整。1976年日本三木内阁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标志着日本防卫力量发展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建军；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加强了日美军事合作关系，把日本的军事力量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使日本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开展对苏作战的一翼。在此前提下，日本开始扩大“周边海域”防卫范围，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转变，更加强调“自主防御”。1978年11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最先与美军举行联合训练，首破自卫队行动规则的限制。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军事战略再次调整。1981年，日本宣布将作为“西方一员”承担西太平洋防务；1983年提出将日本列岛变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设想。日本为此转变作战指导方针，在1983版《防卫白皮书》首次正式提出“海上击破”的战略方针，修正了以本土为重点的“刺猬防御战略”。为此大力发展地对舰导弹部队，强调远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本土防空”调整为“广域防空”和“海上防空”战略。同时，通过改革防卫体制，强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权力，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将防务厅防务力量发展计划改为政府的正式建军计划，军费突破了1976年内阁确定的“军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

经过调整，专守防卫军事战略更多地带有了“前方阻止”战略的色彩，其基本特征是在确保以北海道为重点的领土安全的同时，保证日本谋求资源、能源和占领海外市场，并向太平洋的广阔空间发展。

专守防卫名存实亡

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日本专守防卫战略变为以“主动先制”为手段的战略，主要表现为防卫对象多元化、防卫范围扩大化、防卫力量外向化、防卫方针攻势化、日美军事同盟主动化。

专守防卫的性质和内涵随之大变。其一，在防卫力量的基本任务和职能上，强调军事力量的职能范围由内向型向“内外结合型”过渡；防卫任务以周边为重点，逐步向全球发展。其二，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扩大解释行使自卫权的地理范围，强调在距日本本土尽量远的地方歼灭敌人。其三，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向大型化、远程化、大威力化、高技术化的方向发展，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

日美同盟再次成为日本军事力量走出去的跳板。1996年4月出台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再次确认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关系是面向21世纪保持亚太安全与繁荣的基础。次年9月出台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美军事合作进一步走向务实。从这两个文件来看，日美军事同盟的重点已从“日本有事”转为“周边有事”。日军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自卫队超越“自卫”的限制而随美军一起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其活动范围甚至扩展到马六甲海峡的通往中东的航线。

同时，日本的战略重点开始由北向西转移，兵力部署也随之进行了调整。从1996年起，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防范对象。当年的《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中国是“警戒对象国”。

从日本军事战略的演变进程不难看出，严格意义上的专守防卫战略实际上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维持了10年左右便已经走远。在多年的军力扩张基础上，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通过具体个别立法的办法规避法律解释，变相地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从1997年《日美防卫指针》到1999年《周边事态法》，到2001年《反恐特别法》——向在印度洋的美军提供燃料补给以及派兵到伊拉克，都表明了这一迹象。

尽管如此，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仍然是套在日本执政者头上的一道“紧箍”，迫使他们在做出相关部署时遮遮掩掩，限制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手脚。这意味着虽然专守防卫名存实亡，但是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仍然大有意义。

如今，安倍内阁试图一举冲破宪法解释的限制，推动日本朝军事大国目标迈进，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一旦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势必广泛参与到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中，增强其亚太军事影响力。在此前提下，日本可能更加坚定地觊觎中国东海海洋权益，霸占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而且，日本可能将手伸得更远，以维护日本和盟国海上能源运输安全为由，向海外派兵，扩大日本在全球的军事影响力。届时，日美同盟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工具，而同盟内部日美两国的关系将进一步趋于平等。这正是日本的“如意算盘”。

今年10月，日本国会将对修改后的相关法律进行审议。围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博弈将如何演变，仍需密切关注。（记者 王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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