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印度贫困人口占全世界33%。按联合国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赤贫标准， 2015年，印度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处于赤贫状态。

所以在印度，不少东西冠以“全球最便宜”，从最便宜的手机、电脑，到最便宜的房子、应有尽有。以至于有不少媒体号称这是印度企业的“穷人情结”。

美国专栏作家亚历克斯•佩里曾在《时代》周刊上这样描述印度富人和穷人的距离：“（亿万富翁）聚会在距亚洲最大的贫民窟10公里的地方举行……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距贫民窟居民和耍蛇者的旧印度模式何止十万八千里。”

换句话说，印度经济由两部分组成，即数亿只能享用“最便宜”产品的印度人和少数亿万富翁。

迥异的生活

印度到底怎么了？

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最新一版《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一书中这样形容印度：一个贫困的社会中存在一个繁荣的经济。

在首都新德里，印度经济的畸形特征得以放大。在一本旅游手册中，作者生动地讲述了一段关于新德里的故事。由于老德里的电三轮不能开到新德里，于是作者找了一辆人力车，前往新德里最豪华的五星级帝国饭店。“从贫困到富豪的距离，就是踩三轮就能踩到的距离。”

三轮车与豪华饭店格格不入，就像印度富人与穷人的对比。

一方面，穷人消费着“全球最便宜”，在路边摊和小店满足生活的全部需求；另一方面，富人们对奢饰品和豪车的需求正不断扩张，他们对“全球最便宜”没什么兴趣，而是对路易•威登等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趋之若鹜。

历史学者说，新德里1911年建城之时，就是希望把老德里的穷人排挤在现代发展之外，但随着城市化的慌张脚步，新德里在奔往富裕的道路上同样迎来了各色贫困的人群，极具特色的贫民窟在这座城市扎根，与亿万富翁们共同生活。

《印度时报》估计，贫民窟人口2017年将达到1.04亿，占那时全国人口9%。

庞大的贫困人口给印度带来困惑，GDP的发展没能掩盖贫民窟低下的生活质量。如何让经济发展惠及所有人已经成为全国性课题。在刚刚进行的选举中，有竞选人甚至提出“罗宾汉经济学”，尝试用“劫富济贫”的方式平衡贫富差距。

贫穷的源头

经济学家同样也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认为，印度贫穷的本质是社会权利结构问题，贫民无法获得社会保障、粮食供给与就业等方面足够的“交换权利”。

也就是说，无论经济是不是繁荣，权利而非食品短缺，才是贫穷的主因。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经济的关键不是提供廉价产品，而是给予城市人群更多的经济机会。但这种经济机会的创造面临着重重困难。

土地改革一直是困扰印度历届政府的难题，从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印度独立后进行过多次土改，尝试改变殖民时代留下的农村社会矛盾，但改革没有解决农民获取土地的问题。随着人口增加，矛盾随着无地农民涌入转嫁给城市。

另外，印度经济外表光鲜，内部结构却矛盾重重。印度政府近几十年来把改革重点放在信息产业上，造就了硅谷之外的软件创新中心和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外包经济，也实现了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

但过于依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模式彻底忽视了庞大人口规模带来的大量就业需求。没有制造业提供大量的低端就业岗位，城市贫民的数量只能越来越多。

印度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存在类似弊病。印度教育体系向高等教育倾斜，造就了一大批高技术人才。但印度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极其落后，两成适龄儿童失学，进一步恶化了印度贫富差距。

城市化的传说

内在的经济顽疾尚未解决，快速发展的城市扩张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新德里绝不是印度唯一一个贫民窟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在孟买、班加罗尔，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似乎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灵丹妙药”。大量人口“农转非”，似乎意味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城市的管理者没有想到，涌入城市的新人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城市有限的消化能力抵消了经济发展的福利。

而这一切，由于印度的人口规模得以放大。城市化的问题也不能仅仅责备规划者。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一书中用“落脚城市”的概念分析那些城市新居民在城市化飞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遭遇。

桑德斯提出，一旦人们能在城市站稳脚跟，形成进入城市的管道，就能够给城市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给农村留出更多大生产的空间，缩减社会不平等现象。那些新居民栖身的社区原本是带给城市活力的关键，但在不少地方却变成收容城市淘汰失败者的贫民窟，成了城市灾难的源头。

这些问题远非印度一国所面临，但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迥异的贫富差距对比显得更加突出。所以，在印度，真正的“穷人情结”远非大企业生产一些廉价产品的噱头那么简单。

尝试改变现状的“穷人经济学”

在印度，一些被称为“社会企业家”的人正试图通过局部的变革改善整体局面，希望推行“穷人经济学”切实改变贫富差距，但收效仍旧有限。

印度著名学者阿尼尔•古普塔在1988年创立了“蜜蜂网络”社会公益项目，搜集印度民间的各种创意和发明，并推广这些创意，为他们提供商业化的可行性路径。在一些案例中，古普塔的组织尝试进行“G2G式”销售，也就是“从草根（Grassroot）到全球（Global）”的推广，用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模式帮助普通人改善生活现状。

如果说大企业生产质量低下、售价低廉的产品是噱头，那么印度最大通信运营商巴蒂电信的老总苏尼尔•米塔尔降低通信资费的举动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穷人经济学”中的有益做法。他使更多的城市贫民接收资讯，使农民更容易接近市场，给予穷人更多改变生活现状的机会。

维克拉姆•阿库拉则在印度建立了SKS微型金融公司，提供没有实物抵押或担保的小额贷款。作为一家非政府机构，SKS最初的目标是给予穷人更多发展的机会。但面对着越来越多小额信贷危机的发生和SKS内部性质的改变与上市，微型金融在印度本身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议。

无论是提供“孵化器”、信息还是金融服务，印度“穷人经济学”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没有触及，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印度贫富差距的现状。

事实上，刚刚卸任的印度国大党政府任内已经大规模提升社会保障支出，提出新的补贴计划，尝试缓和贫富差距问题，但仅仅通过补贴的方式同样难以触及印度经济的兴奋点。

纳伦德拉•莫迪5月26日正式宣誓就任印度第15任总理。各大印度媒体对莫迪的称呼更多地是“茶贩的儿子”，这也体现了社会整体结构畸形下人们对于来自平民政治家的期待。

关于“莫迪经济学”，在历时一个月的马拉松式选举中已经被人们热炒无数次，其秘诀在于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招商引资、兴建基础设施、推动就业、改善民生的经验。这一经验能否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环境下从根本上刺激印度“穷人经济学”，仍存在疑问。（记者 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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