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军火交易成重灾区

2013年底，印度政府突然宣布，由于供应商涉嫌贿赂中间人，印度政府终止了此前与意大利阿古斯塔公司签订的关于为印度空军购买12架直升机的采购合同。公开消息显示，该合同总价值高达372.7亿卢比（约合6.04亿美元），涉及贿赂金额达37.5亿卢比（约合6075万美元）。

据一位消息人士称，确信是前印度空军参谋长及其堂兄弟被指控收受了贿赂，从而促成这项交易的签订。同时，这家意大利公司也将被印度政府列入黑名单，面临长达10年的禁期。印度总理辛格和国防部长安东尼在进行秘密商讨后，最终对外正式公布了这一消息。

此外，另一项巨大的腐败来源于土地和在土地交易中的违规行为，在军队相关负责人员的默许下，建筑商和政客肆无忌惮的从中获益，军方当然也少不了要分一杯羹。像位于印度西部城市普纳的兵营建筑以及孟买北部的国防用地案件，都涉及到印度军方高层人物。更有甚者，有越来越多的印度军方高层开始为退休后谋求更好的打算，这使得他们在任内要捞得尽可能多的资本。

事实上，印度军队中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印度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高级武装人员多有涉及。一项统计显示，印度国防需求有多达70%的装备依靠进口，这也成就了军队腐败的重灾区。2007至2011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占全球10%。近十年以来，印度国防花费了近1000亿美元。

印度媒体曾秘密接触印度军队高层人士，还列出了多达十五项滋生腐败的途径。其中包括：以虚假名目骗取土地、支持偏袒亲属参与军备采购、虚构或伪造作战任务或英勇奖励、剥削基层人员补助等。印度民间反腐人士分析认为，军队腐败主要集中在国防开支，即武器和物资采购环节，然后就是土地征用和军事工程服务方面。从2000到2010年的十年间，严重的腐败损坏了军队的声誉。

遏制军队腐败，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难事。对印度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从最早的LAC战机项目到阿琼坦克的自主研发，再到苏-30MK的进口以及最近的意大利“直升机丑闻”，印度军队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按照印度现行法律，负责处理腐败案件的只有中央调查局一家机构，而其还要兼管政府部门与国有大型企业，行政能力与人手均有欠缺。重要的是，该机构主要执法人员的身份为警务人员，同样被普遍认为是腐败重灾区。

不过，印度政府在去年12月18日审议通过了反腐败法案，这意味着为该国开展反腐活动铺平了道路。权威人士猜测，腐败法案立法后，将建立相关完备建制，并被赋予独立司法权。预计将设立一个类似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监察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委员会授命有关调查机构进行案件调查，并对调查实施领导和监督。全部调查工作将在6个月内完成，任何参与腐败的官员一旦被查出，将在两年内被判刑并没收所有违法财产。（记者 赵旭）

美军“桃色案”比贪腐多

近年来，美国军队中传出不少涉及高级军官的丑闻事件，如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因婚外情风波辞职，前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艾伦受“邮件门”事件影响而主动退役，但与此类“桃色案件”相比，涉及高级军官的腐败案件却并不多见。

近几年来最受关注的军官腐败案发生在2012年。曾任非洲司令部司令的陆军前四星上将威廉•沃德因滥用公款遭到降级。美国国防部检察长办公室经过17个月的调查发现，沃德主要涉嫌滥用公帑，让包括其亲属在内的人员不当使用公务飞机、用公款支付酒店住宿等巨额消费。虽然涉案的具体金额并未公布，但美国媒体估计高达数十万美元。

过去30多年间，美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反腐制度，这些制度既适用于政府官员，也适用于军官。

1978年，美国出台《政府道德法》，成为当代美国反腐制度的法律基础，随后还不断完善立法。《政府道德法》对官员财产申报制等给出了法律规定，并要求成立美国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和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

以规避利益冲突为准绳，《政府道德法》开篇就是财产申报制度，可显现其地位重要。按其规定，公职人员须填写财产申报表格，向相应的联邦或州级机构进行申报。申报内容包括个人、配偶及受抚养人的收入、收受礼物、个人资产、负债额度以及房产、资产等转移情况。美国司法部部长可对任何人虚报的行为提起诉讼。

1993年，由政府道德办公室拟定的《行政分支雇员道德准则》正式生效，对利益冲突、滥用职权等方面列出了行为标准细则。这一标准全面、细化了公职人员的道德准则，不断细化公职人员公费招待、旅游、财产申报等行为准则。

这份准则的主要瞄准了“礼物”收受的准则。按规定，政府公职人员不得接受每份超过20美元的礼物，每年接受同一人员或机构的礼物累计不得超过50美元。

由于在美国军队中任职的高级官员同时隶属于国防部，他们受到的法律监管与行政约束与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基本一致。此外，国防部设有美国各政府部门中规模最大的检察长办公室，利用审计和调查专门监督国防部各级官员的行为和各类项目的运作情况，这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制止腐败行为。

不过，虽然美国高级军官很少爆出涉案金额巨大的个体腐败案件，但由于美国政商一体的结构，军界与商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却造成了更为隐形的利益输送。每年，军火商组织的游说集团花费大量资金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活动，势力网络庞大且根深蒂固，其与包括军方官员在内的各类实权人士的接触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背后的利益输送也常常能躲过媒体的监督。此外，一些美国军官利用其影响力在退离之后为利益集团谋利，这样的政治“旋转门”现象也并不鲜见。（记者 周而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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