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中国起重机参与智利矿难大救援

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培养的第一批外交官，我前后有将近10年时间在智利工作。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67年，我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设在智利的代表处工作。那时候，智利和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享受不到任何外交特权，行动还受到很大限制，不让我们从其他国家进口食物，比如酱油之类的必需品都被禁止带进智利。

可以说，在1970年智利同新中国建交之前，我们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那时候，我国也不是太富裕，经济上没有条件，无法经常同国内联系；由于代表处不是使馆，也不允许和国内密电联系。和国内联系的主要渠道是去我国驻法国的大使馆。代表处派同志每3个月到巴黎去一次，通过使馆与国内联系，交流意见、聆听指示。

每次从法国回来，我们都要带一些生活必需品，或一些向智利朋友宣传新中国的电影。因为海关不放行，只好请智利朋友帮忙。我们有一位老朋友，以前当过智利的副总统，他有一道“金牌”，只要亮出身份，海关就免检。每次我们都请那位朋友来机场接我们，只要他“亮牌”，海关就放行。

1986年初，我作为中国驻智利大使到达智利，开始了在智利工作的第二阶段。

我这次去的时候，智利正处在从军政府到文人政权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我和军政府保持一定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得到军政府的支持、帮助，方便在智利开展活动；另一方面，需要广交朋友，在当时反对军政府的那些政党中做些工作。一旦政权变更，友好关系就可以不间断地发展下去。

那时候工作的难度显而易见。为了得到两方面的理解、支持，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让各方明白我们的努力是为了中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中国和拉丁美洲发展关系的整个过程，离不开拉丁美洲那些非常友好的朋友们。智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建立了智中友好协会。新中国能和智利顺利建交，离不开很多智利朋友的努力。前总统阿连德就是最突出的一位。

1954年，阿连德以社会党领袖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还参加过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毛泽东为国家主席的仪式。回去之后，他连续当了四届智中友协的主席，对中国很友好。

阿连德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就下决心同新中国建交。在他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前，代表处林平同志带着我到他家里表示祝贺，他明确表示：我以前就说过，我当了总统以后，一定要同新中国建交，这个诺言不会变。我们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了他的表态，国内很快组织起来，同智利进行建交的谈判。阿连德在1970年就任总统，1970年底智利就同新中国建交了。

除了政治家之外，普通人中也有很多朋友，对发展中智关系起到了作用。他们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使我们很感激。

有一个很普通的社会党党员，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同我们接触，后来他参加了智中友协的工作，并代理发行中国的西班牙语报刊，比如《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不幸的是，军政府的军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政权的罪名，把他抓起来了。后来，他得到了释放，但是工作却丢了，社会保险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青年人，他是智利人，他的父亲是中国人。他主动来帮助代表处，任何问题，哪怕是普通的窗户坏了、门修不好了，他都过来帮忙。为了帮助我们建设住所，他决定推迟婚礼，住所建立了以后才结婚。

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同新中国建交时间都比较晚，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了解很不够。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拉丁美洲的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通讯社，必须通过西方比如美联社的消息了解中国。翻开拉丁美洲包括智利的报纸、杂志，很少看到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消息。

鉴于智利百姓对中国很不了解，我和同事们很注意做当地媒体的工作，在当地利用各种场合来宣传、介绍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首先我自己坚持一点：当地的媒体、记者要求采访，都很乐意接受，因为这些都是推介党的外交政策和树立国家形象的好机会。

另一方面，我尽量介绍中国各方面的代表团到智利去访问。一些歌舞团、杂技团等去了以后，交流效果很好。慢慢地，智利人就对中国了解多了。特别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在那里的声音开始多起来。（《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6期/黄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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