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上海方面多次呼吁加大上海在金融政策上的权限，而国家也曾将央行第二总部搬到上海，但由于“一行三会”中的“三会”，以及四大国有银行没有跟进，对上海带来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这就造成了上海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等领域，上海只能大力吸收国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上下功夫，而其它领域则受限较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当口，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全面支持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并明确了以发改委牵头其他部委参与的协调机构。在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下，将明确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进一步健全地方层面的领导机制。例如，上海要具体实施各项政策时，除了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外，还将联合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一起推进。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股市改革措施，以求上海股市更接近伦敦、纽约和香港。中国监管机构推出的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这三种工具将帮助交易者获利于下跌和上涨两种走向的市场。这些改革措施对中国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更是为实现上海到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而出台的最新举措。

不过，上海在十年内超越香港或伦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大力发展金融机构主体，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上海地区虽然拥有较丰富的金融资源，但相对零散，缺乏主导性。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也是金融资源重组的过程，可以在上海国际集团、浦发银行、太平洋保险、海通证券等现有金融主体的基础上，促进金融企业的并购整合，并积极发展各类私募基金、创投基金、金融服务公司等新型金融主体。

2. 加大开放力度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具备良好的硬件条件，但在政策环境和金融体制等问题上还需加快改革步伐，加大开放力度。国际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和中国本土的银行进行非常有效的互补。相信随着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完全有能力在金融界的各个领域体现特色。金融开放过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事件，包括巨额的损失，潜在的犯罪的行为等等也揭露了当时金融市场当中所存在的原因。上海要想到2020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在加大开放力度的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必须加强。

3. 产生“聚集效应”

伦敦前金融城市长，白乐威认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产生“聚集效应”很重要。“聚集效应”就是集中了各种创新服务产业，形成规模优势。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人才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因素不仅与产业规模和创新思路有关，也与城市的文化相关。一个城市要有足够的魅力来吸引国际企业投资，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前来工作。

4. 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

目前上海发展的最大掣肘，依然是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不足。对比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中国的银行所受到的保护和限制都非常大，虽然这也使得它们在金融危机中免于遭受过大损失。但是，上海如果想打造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必然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银行体系来支持。尤其在现在的危机背景下，中国对于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要谨慎小心，但也不能过度谨慎，不然很可能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上海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备的硬件条件，但在软件条件上，尤其是政策环境上，它仍然需要给予金融业发展更多的支持。例如税收政策，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如果上海的税收条件不如其他的亚洲金融重镇比如新加坡——具有吸引力，那么很可能他们就会选择别的地方。

5. 独立的法律体系保障

上海缺乏外国投资者可以依赖的独立的法律体系，这是一个主要障碍。专家们表示，一个成熟的金融服务业需要一个更加透明、可预测和公平的法律体系。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当时建立的健全的法律体系。

最终，上海要想有可能在十年内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需要采取较大的举动调整其经济和法律体系。

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路上，上海还有艰难的路要走，不过，前景必然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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